書法藝術

　　主詞條：宋四家

　　書法史上論及宋代書法，素有“蘇、黃、米、蔡”四大書家的說法，他們四人被認為是宋代書法風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別指蘇軾（東坡）、黃庭堅（涪翁）和米芾（襄陽漫士）。宋四家中，蔡襄年齡輩份，應在蘇、黃、米之前。從書法風格上看，蘇軾豐腴跌宕；黃庭堅縱橫拗崛；米芾俊邁豪放，他們書風自成一格，蘇、黃、米都以行草、行楷見長，而喜歡寫規規矩矩的楷書的，還是蔡襄。蔡襄書法其渾厚端莊，淳淡婉美，自成一體。展卷蔡襄書法，頓覺有一縷春風拂面，充滿妍麗溫雅氣息。其書法在其生前就受時人推崇備至，極負盛譽，最推崇他書藝的人首數蘇東坡、歐陽修。蘇東坡在《東坡題跋》中指出：“獨蔡君謨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為本朝第一。然行書最勝，小楷次之，草書又次之……又嘗出意作飛白，自言有翔龍舞鳳之勢，識者不以為過。””歐陽修對蔡襄書法的評價真是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歐陽修說：“自蘇子美死后，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漠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歐陽文忠公集》）黃庭堅也說：“蘇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杰。”（《山谷文集》）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評論蔡襄的草書“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于飛白，自成一家。存張旭懷素之古韻，有風云變幻之勢，又縱逸而富古意。”《宋史·蔡襄傳》稱他：“襄工于手書，為當世第一，仁宗尤愛之。”許將《蔡襄傳》說：“公于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其斷章殘稿人悉珍藏，仁宗尤愛稱之。”朱長文《續書斷》：“蔡襄書頗自惜重，不輕為書，與人尺牘，人皆藏以為寶。仁宗深愛其跡……及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敕書之，君謨辭不肯書。”

　　從以上三段記載中，可以知道，蔡襄書法從天子到普通百姓都十分珍惜。由于他頗自惜，不妄為人書，所以傳世作品較少。另外可以看出當時書壇的風氣已完全轉向了詩文尺牘，而書碑則被看作是一技夫役役之事，為士大夫所不屑為，甚至連帝王的敕命也已不能左右之。這與唐代以前的情況有著根本的不同。不是一個開宗立派的大師。

　　總體上看，他的書法還是恪守晉唐法度，創新的意識略遜一籌。但他卻是宋代書法發展上不可缺的關紐人物。他以其自身完備的書法成就，為晉唐法度與宋人的意趣之間搭建了一座技巧的橋梁。

　　蔡襄傳世墨跡有《自書詩帖》、《謝賜御書詩》，以及《陶生帖》、《郊燔帖》、《蒙惠帖》墨跡多種，碑刻有《萬安橋記》、《晝錦堂記》及鼓山靈源洞楷書“忘歸石、”“國師巖”等珍品。蔡襄擅長正楷，行書和草書，北宋著名書法家，為“宋四家”之一。蔡襄以督造小龍團茶和撰寫《茶錄》一書而聞名于世。而《茶錄》本身就是一件書法杰作。

　　另有說法認為宋四家“蘇黃米蔡”中的“蔡”，應該是蔡京，只因其“人品奸惡”，后來人們用蔡襄取代了蔡京。

水利貢獻

　　蔡襄出任福建路轉運使時，奏減五代以來丁口稅。并修建中國第一座海港大石橋萬安橋（洛陽橋），它被稱作“福建橋梁的狀元”（茅以升）。它的建成，對福建經濟、文化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泉州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自唐后期起，泉州已成為中國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北宋時泉州港灣區帆墻林立，百艦爭流，中外商賈薈集，各地貨物集散。然而，萬安渡成了福建南北經濟、文化交流的極大障礙，交通問題遠遠適應不了經濟發展的需要，因此，萬安渡建橋成為十分緊迫的任務。

　　蔡襄等人先在江底沿著橋梁中線拋置了大量的大石塊，形成一條橫跨江底的矮石堤，作為橋墩的基址。然后用一排橫、一排直的條石筑橋墩，這種石基的開創，是橋梁建筑史上的重大突破，近代稱之為“筏型基礎”。他并種海蠣以固橋基，于橋上下兩側灘涂上，植石以附蠣，以減緩江流速度，使不致動搖橋墩兩側基礎。被認為是世界上生物學運用于建筑上的先例。

　　橋成之后，蔡襄擬訂了千古傳誦的《萬安橋記》并刻石立碑，它真實地記載了建橋情況和橋的規模。“渡實去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全文共150多字，文辭極優美，同時它又是中國書法史上頗為著名的書法珍品

　　蔡襄曾組織人馬，從福州始沿途栽植樹至泉州、漳州，計長700里。它既可防止水土流失，又可遮掩道路，使過往客商在炎日酷暑之時，免受驕陽曝曬之苦。它成為洛陽橋的配套工程，此即《宋史》本傳所說的“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一事。近一千年前的蔡襄已能注意到保持生態平衡，保護水土，確是高人一等。時人為此作詩贊之：“夾道松，夾道松，問誰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萬古搖清風。”

　　蔡襄在泉州積極組織群眾抗旱，興修水利，生產自救，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負擔。嘉祐三年（1058年），適泉州一地春夏之交久旱不雨，他特地三次帶領官員到泉州飛陽廟祈雨，自責干旱不稔，是“郡守不德之故”。還寫下《乞雨題西方院（有序）》：“年年乞雨問山神，羞見耕耘隴上人。太守自知才德薄，彼蒼何事罪斯民。”他是以此舉來勸告各僚屬要關心民瘼，組織農民抗旱自救。不久恰好天降大雨，旱情解除，歲以大稔，王十朋因此贊他“愛民心有彼蒼知”。
晉江龜湖塘可灌田數千畝。但是，沿塘百姓常為用水及管理維修堤岸等問題爭吵、斗毆。加上土豪、無賴好事之徒插手攪渾，沿塘百姓冤冤相報，問題久而不能解決。蔡襄深入民間，詳為考察，為更好地保護這一水利工程，加強排澇抗旱作用，以利農耕，相應加強相鄰各鄉林、黃、蘇、鄭、吳、蔡六姓的聯誼，特制定《龜湖塘規》（后世稱為《先宋塘規》），使龜湖有法可依。它明確規定六姓用水及管理維修問題，保證農田能及時得到灌溉。他在制定《龜湖塘規》時，按規定執行管禁，遇有重大違規者，則由陂首呈縣府懲處。正因為有蔡襄的《龜湖塘規》在，龜湖塘維護了近千年，為瀕湖農民流澤至今。據《晉江縣志》載：“自蔡襄定塘規至明朝的五百年間，糧食產量往往二、三倍于他鄉。”這是對泉州水利建設的貢獻，后人因此為之立《德政碑》。

發展茶業

　　蔡襄不僅是政治家、文學家、書法家，而且也是茶學家。他為官清正，以民為本，注意發展當地經濟，為福建茶業及茶文化的發展作出了一定貢獻。歷史上著名的北苑御園，就是在建州，舊時又稱建溪，建安（今在建甌縣）。種茶最早的文字記載見于唐代孫樵《送茶蕉刑部書》，書中記載：“晚甘侯”（唐代名茶中的一種）產于“建陽碧水丹山之鄉，系月澗云龕之品”。當時建溪流域所產品茶統稱“建茶”、“建茗”。五代時期，王審知在福建建閩國，北苑茶園成為專門生產貢茶的官家茶園。閩國滅亡之后，南唐后主李煜派官員專程到建安設立“龍焙”，監制“建茶進御”。指定專制“龍茶”。歷史發展到了宋代。丁謂任福建轉運使，監制御茶時，尤重御茶采摘制作的“早、快、新”。如“社前十日即采其芽，日數千工繁而造之、逼社即入貢”。由于采制甚精，在丁謂手中，北苑茶已譽滿京華，號為珍品。

　　到了慶歷年間（1041—1048年），蔡襄創造小龍團以進，被旨仍歲貢之”（《熊蕃北苑貢茶錄》）。《苕溪漁隱叢話》也說北苑茶大小龍團“起于丁謂，而成于蔡君謨”。的確，蔡襄為福建轉運使，把北苑茶業發展到新的高峰，他從改造北苑茶品質花色入手，求質求形。在外形上改大團茶為小團茶、品質上采用鮮嫩茶芽作原料，并改進制作工藝。為之，歐陽修《歸田錄》卷二有云：“茶之品莫貴于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歷中蔡君謨為福建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絕精，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值金二兩”。歐陽修對蔡襄制作貢茶有非議，但他不得不承認蔡襄制作茶業的工藝之精。蔡襄之侄兒、蔡京之子蔡絳在《鐵圍山叢談》中對蔡襄在發展北苑御園茶過程有較為詳細而客觀的記載，肯定了蔡襄負責監制北苑之茶制作精巧，形質至極，呼聲最高還是“小龍團”的“密云龍”和“瑞云翔龍”。對于茶葉制作達到“名益新、品益出”、“益窮極新出、而無以加矣”的高水平程度，同時指出做茶要抓住季節“又茶茁其芽，貴在于社前則已進御”的新鮮感。可見“好茶爭相品、蓋因品質珍”。就蔡襄本人，對于建安之茶，他也在自己著作《茶錄》中有專門論述建安之茶。其“點茶”條云：“建安斗試以水痕者為負，耐久者為勝”。同朝范仲淹在《和章岷從事斗茶歌》也提到“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斗茶味兮輕醒醐，斗茶香兮薄蘭芷”。可見北苑御園茶在北宋時期極負盛譽。這些如此輝煌時期是得益于蔡襄為福建轉運使時的監制而精益求精的創新工藝。這茶業發展功績是不可湮沒的。

　　蘇軾在《荔枝嘆》中說，“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寵加，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此詩作于哲宗紹圣二年（1095年），在蔡襄任福建轉運使二十五年后，此時蘇軾正被謫貶在廣東惠州（今惠陽縣）。作者初次嘗到南方甜美的果品荔枝、龍眼，極為贊賞，就差點兒將“荔枝”比作“佳人”。但作者能浮想聯翩，不禁聯想到漢唐時代進貢荔枝給百姓帶來了災難。在詩中作者揭示了由于皇家的窮奢極欲、官吏媚上取寵、各地名產都將進貢的弊政。他筆鋒又一轉，對當時宋代的進茶、進花一并作了深刻的諷刺。這首詩給蘇軾帶來了許多聲譽，但給蔡襄蓋上了一頂“買寵”的帽子，這是不應該的。
總之，蔡襄在任福建轉運使時，監制北苑貢茶在原有基礎上有所爭新。他先從改造北苑茶的品質花色入手，將“大龍團”改制為“小龍團”，提高貢茶的質量，達到“名益新、品益出”的技術革新、茶與茶藝術融為一體。蔡襄制好茶，致使蘇東坡喜歡“龍鳳團茶”，產生千古名句。“從來佳茗似佳人。”蘇東坡應該感謝蔡襄有了好茶才產生出千古名句。蔡襄的督辦，促進了北苑茶的發展。也促進地方經濟發展。這種技術創新，使福建茶葉在北宋時期名列首位，應功歸于蔡襄。

藏書之家

　　蔡襄家富藏書，劉克莊題跋蔡端帖時說：“又一借六典劉茂才，何人藏書，乃富于蔡公耶？”其收藏書法作品和圖書在當時富于一方。

　　蔡襄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二月十二日（1012年3月7日） 。家族世居仙游縣楓亭驛，初務農，曾為泉州吏員。母親盧氏，惠安縣德音里（今后龍鄉）圭峰村名士盧仁之女。蔡襄童年時受到外祖父的嚴格教育。

　　蔡襄十五歲參加鄉試，十八歲游京師，入國子監深造。天圣八年（1030年），參加開封鄉試，獲第一名。

　　天圣九年（1031年），蔡襄登進士第十名。次年，授漳州軍事判官，在職四年。

　　慶歷三年（1043年），蔡襄主持諫院衙署。他遇事從不回避，奏疏忠誠懇切，大都關系天下利弊、一時緩急。蔡襄認為國家安危取決于人事，君主要知人善任、辨別邪正。由于有蔡襄這樣的人直言敢諫，那些權貴心懷畏懼，多有收斂。

　　慶歷四年（1044年），調任福州知州。慶歷六年（1046年）秋，改任福建路轉運使。蔡襄在福州見百姓患病不就醫而向巫覡求拜，多為蠱毒所害，撰《圣惠方后序》，刊刻于碑，勸病者就醫治療，并采取措施，取締巫覡，“禁絕甚嚴，凡破數百家，自后稍息。”蔡襄還撰《福州五戒文》，以戒除陋俗。蔡襄倡議官吏，發動百姓，從福州大義至泉州、漳州七百余里的大道兩旁栽植松樹，蔭庇大道，故民謠歌頌道：“夾道松，夾道松，問誰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萬古搖清風”。

　　慶歷八年（1048年），蔡襄因父親去世而離職。

　　皇祐三年（1051年），回朝修《起居注》，參與政事。次年，遷任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注內詮。

　　嘉祐元年（1056年），蔡襄再知福州。在任上勸學興善，傳播醫治蠱毒的藥方，教育民眾遵法為善，改變陋習，監督官吏深得民心。

　　宋仁宗至和、嘉祐年間（1054年—1063年），蔡襄兩次知泉州，第一次自至和三年二月至嘉祐元年六月，第二次自嘉祐二年七月至嘉祐五年秋。蔡襄在泉州任上，首先整頓吏治。當時晉江縣令章拱之貪贓枉法，蔡襄奏疏彈劾，把他革職為民。后朝廷發現這是冤案，蔡襄因而被貶。他又修建沿海州縣城池，加強軍事防備，教習舟船熟記水勢，防備海寇。泉州城東郊有洛陽江，下游出海口江面寬五里，有渡口名萬安渡。“每風潮交作，數日不可渡”，“沉舟被溺，死者無算”。并奏請減免漳、泉、興三州身丁錢一半，大大減輕民眾負擔。

　　蔡襄知泉州時期，連年發生旱災，他調動民力，加強水源管理，制定《龜湖塘規》，制止用水糾紛。他任轉運使期間又在郡南小烏石山訪得一泉，通知泉州地方官好好管理，供民眾飲用和灌田。治平年間（1064年—1067年），晉江縣令王克俊在摩崖刻“蔡公泉”三字以為紀念。

　　嘉祐六年（1061年），被授為翰林學士、權理三司使，主管朝廷財政。此時，宋廷財政入不敷出，“積貧”已深。蔡襄善于理財，“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入以制用。劃剔蠹，簿書紀綱，纖悉皆可法”。不久，宋英宗繼位，正式任命蔡襄為三司使。蔡襄撰《國論要目》一文，闡述改革主張，提出擇官、任才、去冗、辨邪佞、正刑、抑兼并、富國強兵的改革方案。英宗不但不采納，反而奪其三司使職。蔡襄在朝廷難于容身，請求外任。

　　治平二年（1065年），蔡襄出知杭州，拜端明殿學士后才去上任。次年十月，母親盧氏去世，蔡襄護喪南歸。

　　治平四年（1067年）八月十六日（9月27日），蔡襄在家中逝世，享年五十六歲，追贈吏部侍郎，后加贈少師。葬在楓亭蔡嶺，歐陽修撰《端明殿學士蔡公墓志銘》。

　　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其曾孫蔡洸為蔡襄奏請謚于朝，孝宗賜謚“忠惠”。

　　宋寧宗慶元年間（1195年—1200年），在洛陽橋南街尾建蔡襄祠。后人在墓前立柱題聯云：“四諫經邦，昔日芳型垂史冊；萬安濟眾，今朝古道肅觀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