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朝為官

　　高允為丞相參軍高韜之子。他少年喪父，大器早成，有非凡的氣度，清河人崔玄伯見到他十分驚異，感嘆說：“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為一代偉器，我只擔心自己不能親眼見到。”高允十來歲時，為祖父高泰奔喪還歸本郡，家中財產都讓給兩個弟弟而自己身歸沙門，取名法凈。不久又還俗。高允喜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求學。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其愛好《春秋公羊傳》。郡中召他為功曹。

　　神麚三年（430年），太武帝拓跋燾的舅舅陽平王杜超任征南大將軍，鎮守鄴城，任命高允為從事中郎，當時他已有四十多歲。杜超因為春天快到而諸州囚犯多不能判決，于是上表讓高允與中郎呂熙等人分頭前往各州，共同評決獄事。呂熙等人都因貪污枉法獲罪，惟有高允因清廉公正而得到嘉賞。杜超幕府解散之后，高允回家教書，受其學業的有一千多人。

　　神麚四年（431年），他與盧玄等人一起被征召，拜為中書博士。遷任侍郎，與太原張偉二人都以本官兼任衛大將軍、安樂王拓跋范從事中郎。拓跋范是太武帝的寵弟，西鎮長安，高允輔佐他很得當，秦地人很是稱贊他。不久高允就被征召還朝。高允曾經作《塞上翁詩》，詩有混同高興悲傷、遺落得失的情致。驃騎大將軍、樂平王拓跋丕西討上邽，高允又以本官參與拓跋丕軍事。涼州平定后，因參與謀劃之功，朝廷賜高允爵汶陽子，加授建武將軍。

　　精歷論耕

　　北魏太武帝下詔讓高允與司徒崔浩編撰《國記》，以本官領著作郎。當時崔浩召集眾多術士，考校漢代以來的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識別前史的誤失，另撰魏歷，拿給高允看。高允說：“天文歷數不可憑空而論。但凡善言遠古的必定驗于近世。況且漢代元年（前206年）冬十月份，五星聚于東井，這本是歷術之淺。而今譏諷漢史，而不覺得這是錯誤的，恐怕后人譏今就像今天我們譏古一樣，鬧出笑話。”崔浩說：“你所說的謬妄指的是什么？”高允說：“我查《星傳》，金水兩星常常附日而行。冬季十月，太陽在尾箕，昏沒于申南，而東井卻出于寅北。這兩星是什么原因背日而行？這乃是史官想神化漢高祖受命之事，不再推之于理的結果。”崔浩說：“想要變化什么地方不行，你獨不懷疑三星之聚，卻怪二星之來，是什么道理？”高允說：“這不能夠空言相爭，應加審查才行。”當時在座的人都很奇怪，只有東宮少傅游雅說：“高君擅長歷數，應當不虛妄。”過了一年多，崔浩對高允說：“先前你所說的，不能使我心服口服，等到我重新考察一番，果然如你所說，五星以前三月聚于東井，而不是在十月份。”又對游雅說：“高允之術，猶如陽元的射箭技藝。”眾人全都感嘆佩服他。高允雖然精于歷數，當初卻藏之于懷，也不論說，只有游雅屢屢以災異求教于他。高允說：“過去的人說，知之甚難，既已知道又怕泄漏，所以知道不如不知道。天下奇妙的道理甚多，為什么偏偏要問這個。”游雅于是作罷。

　　不久，高允以本官任秦王拓跋翰的老師。后又命他教授太子拓跋晃經書，受到了很好的禮遇。太武帝又詔高允與侍郎公孫質、李虛、胡方回一同議定律令。太武帝召高允一起討論刑政，高允的言論很得太武帝賞識。太武帝問高允說：“政事千頭萬緒，什么是第一位的？”當時，北魏多禁封良田，京城中游民很多。高允因此說：“臣少時微賤，所了解的只有田耕之事，請讓臣說一說農事。古人說：一里方圓的范圍可以辟田三頃七十畝，百里方圓則有田三萬七千頃。如果農人勤耕，則每畝可增糧三斗，不勤則損失三斗。方圓百里增加減少的數量，合計有糧二百二十二萬斛，何況天下如此之廣呢？如若公私都有糧食儲備，即使遇上荒年，那又有什么可憂慮的呢？”太武帝很欣賞他的說法。于是廢除田禁，全部把它們交給老百姓。

　　先見之明

　　當初，崔浩推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每人都當郡守。拓跋晃對崔浩說：“先召的人，也是州郡官職的人選，在職已久，勤勞政事未見酬答。現今可先補前番征召的人為郡縣守令，以新召的人代為郎吏。而且太守縣令治理百姓，應該派那些有經驗的人。”崔浩堅決不讓步，固執地派了那些新征召的人。高允聽說此事，對東宮博士管恬說：“崔公要遭殃了！堅持自己的錯誤，而要與太子爭個高低，這哪會有什么好結果。”

　　遼東公翟黑子得到太武帝的寵信，出使并州，得到了千匹絹帛的賄賂，不久事發。翟黑子向高允請教說：“主上問我，是匯報真實情況還是說假話？”高允說：“公是皇上寵臣，回答時可據實以報，你又可自表忠誠，必然會沒什么事的。”中書侍郎崔覽、公孫質等人都說自首后罪不可測，應該說假話。翟黑子以崔覽等人為知己，反而對高允發脾氣說：“你的說法，是引誘我去死，那太不值得了！”于是與高允斷交。翟黑子在太武帝面前說了假話，終被太武帝疏遠，最終獲罪被殺。

　　當時，著作令史閔湛、郄扌剽性情奸巧邪佞，被崔浩所信任。見到崔浩所注釋的《詩》、《論語》、《尚書》、《易》，便上疏，說馬、鄭、王、賈雖然注述《六經》，都多有疏漏謬妄，不如崔浩的精到細微。請求太武帝收集國內諸書，藏于秘書府中。頒發崔浩所注述的，命天下學子學習。并請求太武帝下詔讓崔浩注釋《禮傳》，讓后生能夠看到精正的經義。崔浩也上表推薦說閔湛有著述的才能。接著閔湛等勸崔浩刊印自己所撰的國史，以圖不朽，想要彰明崔浩執筆之績。高允聽說，對著作郎宗欽說：“閔湛的所作所為，一不小心，我擔心它日后會成為崔門的萬世災禍。這樣我們這些曾經參與其事的人都要大禍臨頭了。”不久，災難就降臨了。

　　耿直忠厚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崔浩因寫《國記》涉嫌譏諷皇族下獄，高允在中書省值班。拓跋晃讓東宮侍郎吳延召來高允，讓他留宿宮內。第二天，拓跋晃入廷奏啟太武帝，命高允隨行。到宮門前，拓跋晃對高允說：“進去見皇上，我隨你去。假如皇上有什么話問你，你就依我告訴你的應答。”高允說：“這是為的什么事呢？”拓跋晃說：“進去你就知道了。”就進去見太武帝。拓跋晃說：“中書侍郎高允自在臣宮中，臣與他相處多年，高允小心謹慎，臣很了解他。高允雖然與崔浩同事，但他身份微賤，只有聽命于崔浩。臣請求寬恕他的性命。”太武帝召見高允，對他說：“《國記》都是崔浩所寫的嗎？”高允回答說：“《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寫。《先帝記》以及《今記》，為臣與崔浩一同寫作。但是崔浩政事太多，只是總裁修訂而已。至于注疏，為臣所作多于崔浩。”太武帝大怒說：“這比崔浩的罪行還嚴重，怎能留給生路！”拓跋晃說：“天威嚴重，高允是小臣，一時間迷亂失次。臣先前問他，他說都是崔浩寫的。”太武帝問：“真像東宮太子說的那樣？”高允說：“為臣才薄，謬參著作，犯觸天威，罪應滅族，今天已到臨死了，決不敢虛妄。殿下因為臣為他講書時間很長，哀憐為臣，為臣求命。如皇上不問臣子，臣便沒有這番話。既問了，臣如實對答，不敢絲毫迷亂。”

　　太武帝對拓跋晃說：“正直，這也是人情所難，而你能臨死不移，這就更難了！而且以實對君，真是忠貞的臣子。像你剛才這一番話，朕寧愿漏一有罪的人，也應該寬恕你。”高允竟得免罪。于是召崔浩到皇帝面前，讓人詰問他。崔浩惶恐恍惚不能應答。高允事事申明，有條有理。當時太武帝憤怒至極，命令高允擬詔書，自崔浩以下、僮仆吏卒以上一百二十八人全部夷滅五族。高允表示懷疑而不擬詔，太武帝頻頻催辦。高允請求再見一次皇上，然后再擬詔書。太武帝召見高允，高允說：“崔浩所犯，如還有別的罪，臣不清楚。如只是這一項罪行，還不至于被殺。”太武帝震怒，下令武士綁了他。拓跋晃又拜請。太武帝說：“如果沒有這人招惹我，就該有數千人死了。”崔浩最終還是被滅了五族，其余的人都僅以身死。宗欽臨刑時說：“高允大概是圣人吧！”

　　拓跋晃后來責備高允說：“為人應當把握時機，不知見好就收，學識又有什么益處？在那種時候，我從旁點撥你，你為什么不順著點，讓皇上那樣動怒。現在我每每想起來，還心有余悸。”高允說：“為臣本是東野一介平凡書生，本來就無做官的打算。逢朝廷休明之期，應朝廷選士之舉，為官鳳池，參撰麟閣，尸素官榮，妨賢已久。大凡史書，都是帝王的實錄，是將來的寶鑒，通過史書，今人可以觀往，后人可以知今。所以言行舉動，無不備載，所以人君應該謹慎從事。然而崔浩世受特殊恩遇，榮耀當時，他卻辜負圣恩，自招毀滅。就崔浩的行跡，也時有可論之言。崔浩以蓬蒿之才，負朝廷棟梁之托，在朝廷無可稱贊的節操，在私下里也無可稱道，私欲淹沒了他的公正廉潔，愛憎之情障蔽了他公理之心，這是崔浩的罪責。至于書寫朝廷起居的事情，說國家得失的事實，這也是史書筆法的大體模式，沒有什么違背。但為臣與崔浩其實是同參一事，死生榮辱，義無獨顧。能有今天，實在是多虧殿下仁慈廣大，違心茍免，不是為臣當初本意。”拓跋晃面容改觀，稱嘆不已。高允后來跟人說，我不遵照東宮太子安排的去做，是擔心這樣會辜負翟黑子。

　　太子去世

　　拓跋晃晚期，頗為親近左右侍臣，營立田園，以取其利。高允諫勸，拓跋晃沒有接受他的意見。太平真君十二年（451年），拓跋晃去世，高允久久未能進見。后來太武帝召見他，高允升階抽泣，悲不能止。太武帝流著眼淚，命高允退出。左右官員沒人知道其中緣故，議論說：“臣等見高允無由而泣，讓陛下為之悲傷，什么原因呢？”太武帝聽說，召集他們說：“你們不知道高允很悲傷嗎？”左右說：“為臣看到高允無言而泣，陛下為之悲傷，所以我們在竊竊議論。”太武帝說：“崔浩被誅殺時，高允也應該去死，是東宮苦諫，才免于一死。今天沒有了東宮，高允看見朕因而很悲傷啊。”

　　高允作文集八篇，上奏太武帝，太武帝看后稱贊其寫得好。等到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后，高允出了許多計謀。司徒陸麗等人都受到皇帝重賞，高允既不蒙褒揚，又終身不發一言。他的忠誠而不自矜，大致都如此類。

　　直諫令公

　　給事中郭善明，性格十分機巧，老想呈顯自己的才能，勸文成帝建造宮殿。高允勸諫說：“我聽說道武帝平定天下后才開始興修都邑。他一旦有所修造，不是農閑之季，絕不興工。現在建國已經很久，宮室也已經完備。永安前殿完全可以用來接受萬國的朝賀，西堂的溫室也可以用來讓圣上休息，紫樓臺高可以用來觀望遠近。如果要再修更壯麗的宮室，也應當慢慢地準備，不可急于求成。估計砍材運土以及各種雜役就需兩萬多人，成年人做工，老少供飯，就合四萬人半年才成。古人言：一夫不耕就有人會挨餓，一婦不織就有人會受凍。何況是數萬之眾無法從事耕織生產，他們所要耗費花銷，實在太多了。往古時推論再來驗證現在，必然有借鑒之效啊，希望皇上認真思考。”文成帝接納了他的意見。

　　高允因文成帝繼承太平之業但風俗依舊，婚娶喪葬都不依古制，于是上表勸諫，言辭比較激烈。高允這樣說并非一次，文成帝從容聽著他的話，有時即使有沖撞之處或者皇帝不想再聽時，就讓左右將他扶出去。遇有不便當朝說的，高允就請求私下相見。文成帝知道高允的意思，把左右摒退后再等待他，對他十分敬重，有時早晨進宮晚上出來，有時幾日在宮里，朝臣都不知他和皇帝說了什么。

　　有人上書表述高允這樣做的得失，文成帝看后對群臣說：“高允的做法沒什么不對，像高允這樣的人，才是忠臣。”于是任命高允為中書令，仍兼著作郎。陸麗說：“高允雖然蒙受恩寵，但家里貧窮得像普通百姓，妻兒都無以為生。”文成帝怒道：“怎么不早說，現在見我用他，才告訴他的貧困之狀！”這天文成帝到高允家中，只有草屋幾間，布被麻袍，廚房中只有一點鹽菜。文成帝嘆息說：“古時的人有清貧到這樣的嗎？”立即賜給綿帛五百匹，糧食千斛，拜高允長子高忱為綏遠將軍、長樂太守。高允多次上表堅決推辭，文成帝不答應。起初同高允一同受到征召的游雅等大多已經官至侯爵，以及高允部下的官吏一百多人也都官至刺史二千石，而高允為郎中二十七年沒有升過官，當時百官沒有俸祿，高允常讓自己的幾個兒子砍柴采果來自己供養自己。

　　當初，尚書竇瑾因事被殺，其子竇遵逃到山谷之中，其母焦氏被收進縣官衙門，后因焦氏年老而得免受辱。竇瑾的親朋故舊中沒有人敢資助他。高允可憐焦氏年老，將其留在家予以保護，六年后，竇遵才得到恩赦。高允的品行大都如此。后轉為太常卿，本來的職責仍同過去一樣。高允上《代都賦》，來規勸皇上，與《二京賦》相似。當時中書博士索敞和侍郎傅默、梁祚論辯名字的貴賤，議論紛紛，高允于是撰《名字論》來解釋其迷惑，有許多考證。后來又以本官領秘書監，解除太常卿之職，晉爵為梁誠侯，加左將軍。

　　早年時，高允同游雅以及太原張偉同業友好，游雅曾作文評論高允，高允的為人被當時的人所推崇。 文成帝非常敬重高允，通常不直呼他的名字，習慣稱之為“令公”。于是“令公”的名號遠播四方。

　　晉為公爵

　　和平六年（465年），文成帝去世，其子獻文帝拓跋弘繼位，當時獻文帝年幼又在居喪之中，侍中、車騎大將軍乙渾專權，圖謀危及北魏朝政。天安元年（466年），馮太后誅殺乙渾，召高允到禁宮中參與謀斷大事。高允上表請求恢復先朝的規章制度，建議規定各郡設立博士、助教、招生學生數量等，獻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在郡府成立學校。

　　后來高允因年老多病，屢次上書請求告老還鄉。皇帝不許，于是寫下《告老詩》，又因過去一同共事之人已零落將盡，感懷故去之人，做《征士頌》。

　　皇興年間（467年―471年），獻文帝下詔讓高允兼任太常，到兗州祭祀孔子廟，對高允說：“這次檢閱德行的行動不要推辭了。”后來高允跟隨文成帝北伐，大勝而歸，到武川鎮時，奏上《北伐頌》，獻文帝看后認為寫得很好。

　　獻文帝身體有不舒服的時候，因孝文帝拓跋宏當時很幼小，所以想立京兆王拓跋子推為太子，召集諸大臣一個個地詢問。高允進來跪著上前哭著說：“我不敢多說，怕有勞皇上圣聽。希望陛下上思宗廟托付的重要，遠追周公輔佐成王的舊事。”于是獻文帝將帝位傳給了孝文帝，并賜高允千匹錦帛，表彰高允的忠直亮達。后又升遷為中書監加散騎常侍。然而高允雖然能夠對古老典故及歷史之事有很多掌握，卻不能夠專心下來勤奮地專心著述。當時他和校書郎劉模有一些輯輟，大部分是接續崔浩的舊作，仿照春秋的體裁，而且當時就有刪削糾正的地方。從文成帝到獻文帝，軍國的書信檄文，大多是高允所寫。后來就推薦了高閭來代替自己。因高允有幫助討論決定重大政策的功勞，晉爵為咸陽公，加封為鎮東將軍。

　　民敬君寵

　　不久授任高允為持使節、散騎常侍、征西將軍、懷州刺史。高允秋季巡視邊境，詢問百姓疾苦，到邵縣后，發現邵公廟遭毀而未重新塑立，于是說：“邵公賢德，現在對他的廟毀壞而不修復，無法拜祭，想為善的人不就沒有盼望了嗎？”于是上表請求對邵公廟進行修葺。當時高允已經年近九十，仍在勸百姓注重學業，使風化相當地盛行。但是儒士為人優柔，不善于決斷辦事。后來到正光年間，中散大夫、中書舍人常景追思高允，率領郡中故老，在野王的南邊為高允立祠樹碑，以為紀念。

　　太和二年（478年），高允因年老乞求回歸故里，上十多次奏章，皇上終究沒有允許，于是因病告老還鄉。第二年，皇上下詔用舒適的車征召他，命令各州縣沿途照料。到都城后，拜為鎮軍大將軍、領中書監。高允堅決推辭沒被允許，皇上讓人扶攙著引入內殿，修改制定《皇誥》。高允上《酒訓》，孝文帝閱后十分高興，常將此文放在自己的身邊。

　　后孝文帝下詔特許高允進殿可乘車，朝賀不下拜。第二年，讓高允商議制定律令。高允雖年近百歲，但他的志向知識并沒有因之減少，仍然專心于自己的舊職，披閱史書。獻文帝下令說：“高允年齡太大，已到危境之年，但他家里貧困，養給供應很微薄，可以讓樂部派一個樂隊，每五天到高允那里去演奏，使高允心情愉快。”特地賜高允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輛，素幾杖各一，蜀刀一口，又賜給珍奇食物，每到春秋季節經常送到他的住處。不久又命令朝廷負責膳食的職官，每逢初一、十五送去牛肉美酒，衣服綿絹，按月撥發。高允都將之分送給親朋好友。當時的貴臣顯門之后大都已成為高官，而高允的子弟都沒有官爵，其清廉謙讓到如此地步。后又遷升他為尚書、散騎常侍，經常請他入宮，備幾杖，向他垂問國家政事。太和十年（486年），加封高允為光祿大夫，金章紫緩。朝之大議，都前來看望問候。

　　耄耋去世

　　高允常對人說：“我任中書令時有陰德曾救濟恩治過百姓性命，如果陽報不差的話，我的壽命在百歲上。”太和十一年（487年）正月，高允去世，享年九十八歲。高允在去世的前十日左右，略有不適，但仍不愿臥床不起，呼請醫生飲用湯藥，出入行止，仍然吟詠不止。孝文帝、馮太后聽說后派御醫李脩去看他并把脈觀察，高允仍說沒有大病。李脩入宮后悄悄向孝文帝、馮太后陳述高允的脈象已有異常，恐怕不久于世。于是孝文帝、馮太后派使者準好御膳珍肴相賜，自酒米到調味，有一百多種，都是當時新鮮之物。床帳、衣服、茵被、幾杖羅列在庭中，朝中之官往來給予慰問，高允喜形于色，對人說：“天恩因我太老，給了這么多賜品，可以用來待客了。”上表表示感謝，沒有其他憂慮。如此這樣多日之后，在夜間去世，家人都沒察覺。去世后，孝文帝下詔給絹一千匹，布二千匹，絹五百斤，錦五十匹，雜彩百匹，谷千斛用做送葬之費。北魏自建國至此，存亡蒙賜賞的人沒有一個人有過這么之多，滿朝人都認為這是莫大之榮。將要下葬時，追贈為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將軍，爵位如故，謚號為文，賜給命服一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