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思想

　　陳寶琛在中法戰(zhàn)爭之前于光緒八年（1882年）四月初十日上書的《陳越南兵事折》中首次公開表述他對“越南問題”的看法。他說，越南之于滇粵，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也。”越南一旦淪為法國的殖民地，那么中國西南邊疆“滇粵水陸處處逼于他族”。他還認為，法國控制了越南以后，緊接著就會與中國“爭隙地、責逃人、廓商岸”。且法國“志在蠶食”、“求取無厭”。陳寶琛已預(yù)見到了法國遲早要對中國挑起戰(zhàn)事，中法間的戰(zhàn)爭必然會爆發(fā)。

　　光緒九年（1883年），陳寶琛再次提醒清政府：主張在越南問題上必須以強硬的態(tài)度堅決抵制法國的擴張野心。正是因為“越南淪”，中國西南邊疆將無安全可言，所以陳寶琛認為，“與其俟剝膚切近，籌邊防海左絀右支，何如乘黑旗之士氣猶張，阮氏之人心未去，舉義師以平其難，執(zhí)條約以定其盟”。所謂“舉義師”，很明顯是包含著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主戰(zhàn)觀。針對“和”與“戰(zhàn)”的激烈論爭，陳寶琛認為，越南的存亡是決定和戰(zhàn)問題的關(guān)鍵，“越南未失，則戰(zhàn)易而和亦易，越南若失，則和難而戰(zhàn)更難”，頗有見地。中法戰(zhàn)爭迫在眉睫，陳寶琛認為，法國畏懼久戰(zhàn)，需要靠速決戰(zhàn)求勝，卻無力維持對峙戰(zhàn)的長期消耗。顯然，陳寶琛的分析是比較客觀的。

　　中法越南交涉時期和中法戰(zhàn)爭中，陳寶琛對解決沖突問題的主導思想是主戰(zhàn)，《陳越南兵事折》里所提出的“謀粵督”、“集水師”、“重陸路”三策，可以說是構(gòu)成他日后軍事方面整體謀略的基調(diào)。

　　外交思想

　　中法戰(zhàn)爭期間，陳寶琛針對清政府的外交明確提出了“聯(lián)與國”主張。他認為：“德、法、仇也，法豈須臾忘德哉？俄有釁，德無援，法始敢稱兵于越耳。法得越且復(fù)強，恐亦非德之利也。故中國欲拒法，則必聯(lián)德。”于是建議：“應(yīng)密令使德大臣乘間說諸德之君相，曲與聯(lián)絡(luò)。一面促造德廠鐵船，多購毛瑟槍炮。時與德之官商往來款洽，以動法疑。德誠忌法而與我交固，足陰為我助，即不能得其要領(lǐng)，但令法軍心存顧忌，亦足分其勢而擾其謀。”

　　陳寶琛的所謂“聯(lián)與國”，指出了兩點：（1）應(yīng)當充分注意到德國與法國之間的矛盾，如果法國因占據(jù)越南強大起來，這是德國所最擔心的，因此德國勢必同中國聯(lián)合，暗中援助中國以遏制法國；（2）在外交上廣泛造成中國與德國關(guān)系密切的輿論，即使中國與德國實際上未能聯(lián)合，也使法國產(chǎn)生很大的疑慮，不能集中精力對付中國。陳寶琛對“中國欲拒法，則必聯(lián)德”的分析及其主張，說明他已經(jīng)注意到在外交中要利用矛盾。

　　盡管陳寶琛“聯(lián)德拒法”的以夷制夷外交手段并未在實際中得以實施，但它畢竟反映出，陳寶琛的這一靈活外交策略，是存在著可行性，以及有其現(xiàn)實意義的。

　　現(xiàn)代教育

　　1895年，福州永泰鄉(xiāng)賢力鈞利用開辦銀元局的贏利，創(chuàng)辦了蒼霞精舍。1897年又增加日文科，稱“東文學堂”，聘請陳寶琛任董事兼總理。戊戌變法后，福建各地紛紛提出興辦中、小學堂，可新式教育的教員特別缺乏。當時的閩浙總督同陳寶琛協(xié)商，欲將“東文學堂”擴充為官立全閩師范學堂，全力培養(yǎng)新式教育的師資力量，以解燃眉之急。陳寶琛慨然應(yīng)允，并出任學堂監(jiān)督（校長）。此學堂也是全國最早創(chuàng)辦的師范學校之一。陳寶琛為學堂親自題寫校訓：“化民成俗其必由學，溫故知新可以為師”。并且，還撰寫了一篇語重心長的《開學告誡文》，頗像以后的《師范生守則》，成為全閩師范學堂培養(yǎng)學生的準繩。全閩師范學堂在1903年至1909年，共培養(yǎng)畢業(yè)生700人，其中大部分成了福建中小學教師的骨干，民國25年7月，合并福州、建甌等師范學校為福建省立師范學校。民國27年3月，省立師范學校內(nèi)遷至永安，民國31年改稱為省立永安師范。新中國成立后由人民政府接管。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永安師范學校一度停止招生。1971年11月，福建省革命委員會決定在原永安師范學校的基礎(chǔ)上復(fù)辦三明地區(qū)師范學校，2004年5月18日，教育部批復(fù)福建省人民政府同意三明高等專科學校升格為三明學院。

　　1905年，陳寶琛又出任福建高等學堂監(jiān)督，深感學務(wù)繁忙、力不從心。于是，他邀集省城士紳座談，倡議成立全閩教育商榷機構(gòu)，大家一致贊成。當年11月，閩省學會（此乃福建教育總會的前身）宣告成立，陳寶琛被公推為會長。學會成立后，由于眾人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八閩大地掀起了興辦小學堂的小高潮。至1909年陳寶琛晉京官復(fù)原職（再任內(nèi)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時，福州城鄉(xiāng)已興辦公立、私立小學校30余所，新式教育蔚然成風。其間陳寶琛廢寢忘食、嘔心瀝血，實在功不可沒。

　　更難能可貴的是，陳寶琛還開明大度地支持夫人王眉壽興辦女子新式教育。1906年，王眉壽創(chuàng)辦“女子師范傳習所”，自任監(jiān)督；1907年，女子職業(yè)學堂問世，王眉壽兼任監(jiān)督；1909年，兩校合并為“女子師范學堂”，監(jiān)督一職還是非王眉壽莫屬。可以說，倘若沒有陳寶琛的全力支持，福建新式女子教育的立足與發(fā)展是難以想像的。民心自有一桿秤。陳寶琛對于福建現(xiàn)代教育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后人對他有口皆碑也是順理成章。

　　早年時期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陳寶琛出生于福建閩縣螺洲，他的曾祖父陳若霖官至刑部尚書。陳家在唐末從河南固始南遷福建，明洪武年間定居螺江，人稱“螺洲陳”，下傳到這一代已十九世。陳家在明嘉靖十一年六世祖陳淮第一個成為進士，從此先代常有人由科舉而進入仕途。從陳若霖起，開始顯達，陳寶琛更是位居太傅。陳若霖之后，五代都有人中進士、舉人，綜計明清兩代，陳家中進士二十一名，中舉人一百一十名。

　　同治七年（1868年），陳寶琛中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陳寶琛兄弟六人，他的胞弟陳寶瑨和陳寶璐中進士，陳寶琛的三個胞弟陳寶琦、陳寶瑨、陳寶璜等也皆舉人出身，時稱“六子科甲”，顯耀榕垣。

　　光緒元年（1875年），陳寶琛被提拔為翰林侍讀，與學士張佩綸、通政使黃體芳、侍郎寶廷等四人好論時政，合稱“清流四諫”。

　　維護主權(quán)

　　光緒四年（1878年），清廷派完顏崇厚出使俄國。崇厚貪生怕死，擅自簽訂不平等條約。陳寶琛失聲痛哭，指出國家不能失去主權(quán)，堅決主張“誅崇厚，毀俄約”。他在此后提出的

　　東三省官員應(yīng)該滿漢兼用等建議無疑都是很有遠見的。光緒五年（1879年），沙俄侵占新疆伊犁九城，陳寶琛力主收復(fù)。

　　光緒六年（1880年），任武英殿提調(diào)官。慈禧身邊的太監(jiān)與清宮午門護軍爭毆，慈禧偏袒肇事的太監(jiān)，下旨嚴懲守職的護軍，陳寶琛上奏力諫，終于使慈禧收回成命，這件“庚辰午門案”一時轟動朝野。翌年，授翰林院侍講學士，纂修《穆宗本紀》。光緒八年（1882年）任江西學政，重修白鹿洞書院。光緒九年（1883年），因為奉旨校對《穆宗毅皇帝圣訓》而議敘，以示獎勵，被授為內(nèi)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當時，法國侵犯中國屬國越南，陳寶琛與清流派領(lǐng)袖張佩綸力薦唐炯、徐廷旭擔任軍職。

　　光緒十年（1884年），陳寶琛上書光緒帝想要招募兵勇并參考西方的練兵方法訓練，條陳籌餉、選將、練兵、簡器四件大事，主張通過變化練兵的辦法達到強兵的目的，要根據(jù)實際情況任用人才，通過籌餉的方式讓練兵的事變得持久長遠。之后光緒帝提拔陳寶琛會辦南洋的事宜。后來因為他推薦的唐炯、徐廷旭兵敗受到牽連，吏部商議將他降五級處分。

　　閑居福州

　　光緒十一年（1885年），陳寶琛應(yīng)臺灣巡撫劉銘傳之邀赴臺。陳寶琛返回福建后，修葺先祖的賜書樓，并且修建滄趣樓。自此，他閉門讀書、賦詩、寫字。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陳寶琛任鰲峰書院山長，以大量培養(yǎng)人才，推廣教育為目標，曾倡導設(shè)立東文學堂、師范學堂、政法學堂、商業(yè)學堂。主持高等學堂的時候，陳寶琛派遣法、政、商、工、農(nóng)等科的學生前去日本留學。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陳寶琛任福建鐵路總辦，主持修筑漳廈鐵路，陳寶琛又出任福建高等學堂監(jiān)督，深感學務(wù)繁忙、力不從心。于是，他邀集省城士紳座談，倡議成立全閩教育商榷機構(gòu)，大家一致贊成。當年十一月，閩省學會（此乃福建教育總會的前身）宣告成立，陳寶琛被公推為會長。學會成立后，由于眾人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八閩大地掀起了興辦小學堂的小高潮。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在陳寶琛的主持下創(chuàng)立全閩師范學堂（今福建師范大學）。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溥儀登基后，陳寶琛首發(fā)為“戊戌六君子”昭雪之議，奏請降旨褒揚。他為溥儀皇帝授讀三年，備受恩寵。

　　末代帝師

　　宣統(tǒng)元年（1909年），陳寶琛奉召入京，擔任禮學館總纂大臣。宣統(tǒng)三年（1911年），陳寶琛在毓慶宮行走，任宣統(tǒng)帝溥儀的老師，賜紫禁城騎馬。繼任漢軍副都統(tǒng)、弼德院顧問大臣。

　　民國元年（1912年）2月12日，清帝遜位，后仍追隨溥儀。命修《德宗實錄》。民國初年，陳寶琛仍留戀故宮里的遜清小朝廷，表現(xiàn)出他深受傳統(tǒng)忠君報恩思想的影響。民國二年（1913年），命陳寶琛主修《德宗實錄》。

　　民國十年（1921年），修成《德宗本紀》，授太傅。民國十二年（1923年），引薦鄭孝胥入宮。民國十三年（1924年）十月，溥儀被逐出故宮時，溥儀見到陳寶琛，放聲大哭說：“我無顏見祖宗啊！”陳寶琛忙勸慰道：“皇上切莫悲傷，自古以來哪有不滅亡的朝代呢？而我大清到了今日地步，并非是因為失德而被篡位，皇上也不是亡國之君。皇上年紀尚輕，且博學多識，將來理應(yīng)成為民國之總統(tǒng)。那時，不是可以告慰列祖列宗了。”

　　晚年逝世

　　民國十四年（1925年），溥儀至天津，陳寶琛亦移居天津隨侍。民國二十年（1931年）十一月，溥儀被日本侵略者誘至東北充當偽滿傀儡，次年跟蹤而去，竭力主張復(fù)辟大清帝國，反對溥儀出任日本操縱的偽滿蒙共和國總統(tǒng)，與溥儀、鄭孝胥意見不一，他勸說：“貿(mào)然從事，只怕去時容易回時難。”盡管被溥儀認為“忠心可嘉，迂腐不堪”，他仍不顧風燭殘年，冒死赴東北勸諫，差點被日本關(guān)東軍囚禁。他郁郁返回天津。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病逝，享年87歲，歸葬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