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小談

　　曾國藩出生時，祖父曾經夢到有一只巨蟒纏在他家的柱子上，所以認為曾國藩是巨蟒轉世，曾國藩出生后家中的一棵死梧桐樹竟然重新煥發出了生命，讓其祖父更加相信巨蟒轉世這一夢語。而湊巧的是曾國藩患有類似“牛皮癬”一類的皮膚病，（有一說“火蟒蘚”），渾身上下都是像蛇的鱗片一樣的癬，所以曾國藩也相信了巨蟒轉世這一夢語。曾國藩還有一個奇怪的愛好——愛吃雞，卻最又怕雞毛。當時緊急公文，在信封口處往往要粘上雞毛，俗稱雞毛信、雞毛令箭。每當曾國藩看到這種信，總是毛骨悚然，如見蛇蝎，必須要別人幫他取掉雞毛，他才敢拆讀。古時候曾有這樣的說法：“焚燒雞毛，毒蛇聞氣就死了，龍蛇之類，也畏懼這種氣味。”曾國藩對雞毛害怕到這種程度，難免也被人理解為蟒蛇轉世。在岳麓書院學習時因為怕別人看到身上的鱗片，所以夏天燥熱時還穿戴整齊地讀書，讓先生大加贊賞。

　　愛好：抽紙煙、下圍棋

審案局里的“曾剃頭”

　　曾國藩，人們都叫他“曾剃頭”，但這不是因為他殺太平軍而獲得的外號，而是因為他在長沙開審案局，殺了太多的所謂湖南“土匪”而得到的外號。殺錯的人有沒有呢？有。當時長沙的知府叫蒼景恬，他寫了一份回憶錄，里面就記載曾國藩的審案局，就因一個案子，就錯殺了至少4個人。那是一個冤案，但是曾國藩把好人殺了，把壞人放了。

審雞蛋案

　　一天，天氣晴朗，年幼的曾國藩從學校回到了家里。剛放下書包，其父就焦急地說：“我明明煮了五個雞蛋，怎么只有四個？”于是就把曾國藩叫來，對他說：“煮熟的雞蛋是分給你們吃的，現在少了一個，不知是哪個偷吃了，快幫你母親查一查。” 曾國藩思索了一下，答到：“這個很容易，我有辦法查出來。” 說罷，曾國藩端出一個臉盆，倒了幾杯茶，把家里的人都喊攏來，叫每人喝一口茶水，吐到盆里，他站在旁邊觀察，結果有一個傭人吐出的茶水里夾有雞蛋黃粉。曾國藩的父親高興極了，覺得兒子聰明，將來能當官審案子。

“千年死一個”

　　富厚堂，是曾國藩的故居。大門口懸掛著“毅勇侯第”四個金色大字。“侯府”建于清同治年間，是曾國藩委托其弟在家營造的。據說建房的時候，曾國藩兄弟對匠工師傅款待很好，而對一般徒弟則有所刻薄。新屋建成的時候要誦“上梁文”，砌工老師傅盡贊美語，操著荷葉土音為之頌曰：“兩江總督太細喱，要到京里做皇帝。”

讀書當如曾國藩

　　“買書不可不多”，是曾國藩的觀點。道光十六年，自京師“貸百金，南歸過金陵，盡以購書”。歸家后，“侵晨起讀，中夜而休，泛覽百家，足不出庭戶幾一年”。

　　“看書不可不知所擇”，是他的另一觀點。他最終所擇者，于四書五經之外，就是《史記》《漢書》《莊子》及韓愈等人的文章。

毛澤東“予于近人，獨服曾文正”

　　毛澤東年輕時，曾對曾國藩傾服備至，現藏韶山紀念館的光緒年間版《曾國藩家書》中，數卷扉頁上都有毛澤東手書的“詠之珍藏”。他曾說：曾國藩建立的功業和文章思想都可以為后世取法。認為曾編纂的《經史百家雜鈔》“孕群籍而抱方有”，是國學的入門書。曾國藩治軍最重視精神教育，毛澤東一生很注意這點。曾“愛民為治兵第一要義”。毛建立紅軍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蔣介石推崇曾國藩

　　蔣多次告誡他的子弟僚屬：“應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書版及書札”，“曾文正家書及書札......，為任何政治家所必讀。”他審訂《曾胡治兵語錄注釋》時說：曾氏已足為吾人之師資矣。在黃埔軍校，他以曾國藩的《愛民歌》訓導學生。他說我認為曾、左能打敗洪、楊是他們的道德學問、精神與信心勝過敵人。曾國藩被后人推許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復興儒學的圣哲；建樹功業、轉移運世的偉人賢者，清朝咸同中興第一名臣。

文學成就

　　曾國藩繼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風格，創立晚清古文的「湘鄉派」，乃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他論古文，講求聲調鏗鏘，以包蘊不盡為能事；所為古文，深宏駿邁，能運以漢賦氣象，故有一種雄奇瑰瑋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為后世所贊。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變革、發展，又選編了一部《經史百家雜鈔》以作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稱為湘鄉派。清末及民初嚴復、林紓，以至譚嗣同、梁啟超等均受他文風影響。所著有《求闕齋文集》、《詩集》、《讀書錄》、《日記》、《奏議》、《家書》、《家訓》及《經史百家雜鈔》、《十八家詩鈔》等。不下百數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傳于世。另著有《為學之道》、《五箴》等著作。

軍事功勞

　　咸豐二年（1852年）十一月，太平軍自湖南北出，攻克漢陽。咸豐三年（1853年），曾國藩創立地方團練，稱為湘軍。分陸軍、水師兩種，士兵則招募湘鄉一帶農民為主，薪俸為一般綠營的三倍左右，全軍只服從曾國藩一人。咸豐四年（1854年），總計有陸軍十三營六千五百人，水師十營五千人，會集湘潭，誓師出征。初戰在岳州、靖港敗于太平軍，接連吃敗戰，曾國藩幾跳水自盡，在上書時，只能以「屢敗屢戰」自嘲。后沉靜自省，重整旗鼓，復占岳州、武昌，太平軍勢力退出湖南。咸豐八年（1858年5月），攻占九江，氣勢如虹；咸豐十年（1860年），曾國荃包圍安慶，以「扎硬寨，打死仗」聞名。同治三年（1864年），湘軍攻破天京（南京）。太平軍抵抗湘軍，讓湘軍吃足苦頭，南京城破時，曾國藩說：「今粵匪之變，蹂躪竟及十六省，淪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兇酋悍黨，如李開方守馮官屯、林啟容守九江、葉蕓來守安慶，皆堅忍不屈。此次金陵城坡，十萬余賊無一降者，至聚眾自焚而不悔，實為古今罕見」。曾國藩入南京后，信守對將士們的諾言，「……分段搜殺，三日之間斃賊共十余萬人，秦淮長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李圭：《思痛記》）曾國荃殺人如麻，縱兵焚城，「雪帥」彭玉麟見狀不滿，先后二次（1861年安慶之圍與1864年金陵之圍）致函曾國藩，要求大義滅親。

　　湘軍將帥之廉勇，軍紀之嚴明，是其勇猛善戰的重要原因，亦使湘軍威震天下。由此，戰亂各省紛紛赴湖南募勇招兵，蔚然成風，后人有“天下無湘不成軍”之說。

思想學術

　　曾國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學，但對于程朱之學并未盲目崇拜，事實上，他對于宋明儒學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宋明理學實際上分為氣學、理學和心學三個學術派別。

　　曾國藩在政治實踐和軍事斗爭中也漸漸地看到了程朱理學“指示之語，或失于隘”、或“病于瑣”、或“偏于靜”的局限。在這種情形下，曾國藩對心學表現出了寬容的學術姿態。對于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之學術爭辯，他認為對于兩家之爭應取其同，避其異，揚其長，兼收并蓄，揚長避短，推進儒學的發展。

　　曾國藩還以氣學在生成論方面的資源來彌補理學之局限，謂“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依著氣學的思路，曾國藩認為，天地萬物均因稟氣而生，氣是構成天地萬物的最終基元。在稟氣而生這個意義上，天地萬物是“同體”的。

　　不過，曾國藩同時認為，雖太和絪緼之氣流行不止，天地萬物最初所得之氣“均耳”，但人與物、圣人與常人實所稟有之氣并不相同。就人與物相對而言，人得氣之全，物卻僅得氣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僅得物性。就人類而言，圣人所稟之氣清且厚，常人所稟之氣卻濁而薄。

　　“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絪緼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圣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均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圣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氣質又最清且厚……”

處世交友

　　曾國藩對交友之道頗有見地，他認為交友貴雅量，要“推誠守正，委曲含宏，而無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點便宜。不可輕取人財”。要集思廣益，兼聽而不失聰。“處世方面，曾國藩認為，“處此亂世，愈窮愈好”。身居高官，“總以錢少產薄為妙”。“居官以耐煩為第一要義”，“德以滿而損，福以驕而減矣”。為人須在一“淡”字上著意，“不特富貴功名及身家之順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學問德行之成立與否，亦大半關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曾國藩寫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處世交友之道。

疆場競斗

　　曾國藩以編練湘軍起家，書生治國，鎮壓了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起義——太平天國運動。其軍事思想內涵極豐，集顯過人之處。他認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國強”，“兵愈多，則力愈弱；餉愈多，則國愈貧”。主張軍政分理，扣負其責。他購買洋槍、洋炮、洋船，推進中國軍隊武器的近代。治軍以嚴明軍紀為先，同時著意培養“合氣”，將士同心，他認為“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選擇有四點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覘敵情，三曰臨陣膽實識，四曰營務整齊”。曾國藩軍事思想中最豐富并值得今人借鑒的是其戰略戰術。如“用兵動如脫兔。靜如處女”，主客奇正之術，“扎硬寨，打死仗”，水師不可順風進擊，善擇營地，“先自治，后制敵”，深溝高壘，地道攻城之術，水陸配合，以靜制動，“先拔根本，后翦枝葉”等等。

治家方略

　　曾國藩認為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家庭成員中人人孝悌的原則。孝容易理解，就是對父母、對長輩的感恩、尊敬與贍養。悌是指兄弟之間和睦友愛，也就是同輩之間的融洽與和諧。在曾國藩家書里，一般都以為他給孩子寫的信最多，事實上他寫給弟弟的信才是最多的，可見他對兄弟之間關系的重視。曾國藩有段著名的評論，說家庭興旺的規律是：天下官宦之家，一般只傳一代就蕭條了，因為大多是紈绔子弟；商賈之家，也就是民營企業家的家庭，一般可傳三代；耕讀之家，也就是以治農與讀書為根本的家庭，一般可興旺五、六代；而孝友之家，就是講究孝悌的、以和治家的家庭，往往可以綿延十代八代。

　　曾國藩在“和以治家”的宗旨下還特別強調“勤以持家”。這個勤以持家在曾國藩那有兩層意思，一是家庭成員要克勤克儉，一是做家長的要勤以言傳身教。曾國潘說的這些，他自己就能一絲不茍地帶頭去做，而且做得非常好。比如大兒子曾紀澤喜歡西方社會學，曾紀鴻喜歡數學和物理學，曾國藩雖然一竅不通，也能盡自己所能去了解，去努力學一點。這樣的父親，才不愧是一個真正“勤以持家”的父親。在曾國藩的影響下，曾紀澤總是會親自教孩子們學英語、數學、音樂，還教他們練書法、寫詩文、講解經史典章，不論再忙，每日總要抽出時間來陪孩子、陪家人，這就是最好的家庭教育。所以，曾家子弟為什么代代皆有英才。曾國藩子孫、曾孫，甚至玄孫里，有很多科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

書法作品

　　曾國藩在書法上的突出成就一直為他歷史上的重大影響所掩蓋。曾國藩對于書法理論的闡述見其《日記》、《家書》及一此文章中。他首先對當時阮元拋出的南北書派論有獨到的認識，他既贊成又提出批評，主張南北兼而有之。他對書法的本源，提出乾坤大源之說。從乾道——陽剛美——著力——雄奇——大氣，從坤道——陰柔美——不著力——淡遠——韻勝，形成了他一個系統的書法理論觀。曾國藩一生勤勉于書法創作，走過了一條由泛而專，由繼承古典到創新時尚的曲折探索道路。他留下了近130萬字的《日記》是中國古代罕見的一部巨型書法作品。他的楷書勁健剛拔，豎起了一面承唐繼宋明而剛柔相濟的正書旗幟。他的行書勁健遒俊而華美。他的小楷與小行書是整個清代的典范。他應是與同代包世臣、何紹基齊名的大書家。

早年經歷
　　嘉慶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1811年12月26日），曾國藩出生于湖南長沙府湘鄉荷葉塘白楊坪（今湖南省婁底市雙峰縣荷葉鎮大坪村）的一個普通耕讀家庭。兄妹九人，曾國藩為長子。祖輩以務農為主，生活較為寬裕。祖父曾玉屏雖少文化，但閱歷豐富；父親曾麟書身為塾師秀才，作為長子長孫的曾國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輩的倫理教育了。曾國藩五歲啟蒙，六歲入家塾“利見齋”。

　　道光六年（1826年）春，應長沙府童子試，名列第七名。

　　道光十年（1830年），前往衡陽唐氏宗祠讀書，一年后轉入湘鄉漣濱書院。

　　道光十二年（1832年），曾國藩考取了秀才。

　　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國藩進入長沙岳麓書院演習，同年參加湖南鄉試，中試第三十六名舉人，并動身入北京準備來年的會試。

　　道光十五年（1835年），曾國藩會試未中，寓居北京長沙會館讀書。次年恩科會試再次落第，于是返回長沙，于同鄉劉蓉、郭嵩燾等居于湘鄉會館。

十年七遷
　　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國藩再次參加會試，終于成功登第，殿試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自此，他一步一步地踏上仕途之路，并成為軍機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門生。朝考列一等第三名，道光帝親拔為第二，選為翰林院庶吉士。

　　道光二十年（1840年），散館考試，名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檢討。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7月，欽命為四川鄉試正考官。8月，補授翰林院侍講。12月，充文淵閣校理。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轉侍讀。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3月，任會試同考官。5月，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9月，轉左庶子，不久升侍講學士。12月，充日講起居注官。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充文淵閣直閣事。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大考二等，6月，升任內閣學士加禮部侍郎銜。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稽察中書科事務。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正月，授禮部右侍郎。8月，署兵部左侍郎。次年6月，署工部左侍郎。在京十多年間，曾國藩就是這樣堅韌不拔地沿著這條仕途之道，步步升遷到二品官位。十年七遷，連躍十級。

組建湘軍
　　咸豐元年（1851年）1月，洪秀全在廣西桂平金田村組織起事。咸豐帝詔群臣言得失，曾國藩進言“今日急務，首在用人”，又推薦李棠階、吳廷棟、王慶云、嚴正基、江忠源五人，再上書《敬陳圣德三端預防流弊疏》直指咸豐帝的過失，咸豐帝“怒擲其折于地”，數日后復閱，才心服而納諫，并對其加以褒答。5月，署刑部右侍郎。10月，充順天武鄉試正考官。

　　咸豐二年（1852年）正月，署吏部左侍郎。6月，充江西鄉試正考官，途中因母喪歸家。這時太平天國運動已席卷半個中國，盡管清政府從全國各地調集大量八旗軍、綠營官兵來對付太平軍，可是這支腐朽的武裝已不堪一戰。因此，清政府屢次頒發獎勵團練的命令，力圖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裝來遏制太平軍勢力的發展，這就為曾國藩的湘軍的出現，提供了一個機會。11月，清政府命令曾國藩和湖南巡撫張亮基辦理團練。

　　咸豐三年（1853年），借著清政府急于尋求力量鎮壓太平天國的時機，他因勢在其家鄉湖南一帶，依靠師徒、親戚、好友等復雜的人際關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團練，稱為湘勇，并清廷上書征用了還只是都司的塔齊布。八月，曾國藩獲準在衡州練兵，“凡槍炮刀錨之模式，帆檣槳櫓之位置，無不躬自演試，殫竭思力”，并派人赴廣東購買西洋火炮，籌建水師。

　　在團練湘勇期間，他嚴肅軍紀，開辟新的軍隊，他先后將5000人的湘勇分為塔、羅、王、李等十營，并將團練地點由長沙遷至湘潭，避免與長沙的綠營發生直接矛盾。

鎮壓天國
　　咸豐四年（1854年）2月，湘軍傾巢出動，曾國藩發表了《討粵匪檄》。在這篇檄文里，他聲稱太平天國運動是“荼毒生靈”，“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奇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接著號召“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其站在了道德的制高點，故動員了當時廣大的知識分子參與到對太平軍的斗爭當中，為日后的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曾國藩命褚汝航為水軍統領，塔齊布為陸軍咸豐，率大小船艦240艘，水陸大軍17000人，揮師東下。3月，岳州戰事不利。4月，在靖港水戰中又被太平軍石祥貞部擊敗，曾國藩憤而投水自盡，幸被幕僚章壽麟所救。因戰事不利，曾國藩得旨革職。

　　此時，塔齊布與守備楊載福、知縣彭玉麟帶領陸軍攻克湘潭。七月二十五日，曾國藩重整水陸各軍后，出師攻陷岳州，擊殺太平軍曾天養，并攻克城陵磯，因功賞三品頂戴。10月14日取武昌、漢陽，因功賞二品頂戴，署湖北巡撫，賞戴花翎。因曾國藩努力推辭，而賞兵部侍郎銜。12月2日，曾國藩攻陷田家鎮，殺敵數萬，焚舟五千，進圍九江。曾國藩因調度有方，賞穿黃馬褂。

　　咸豐五年（1855年）2月12日夜，石達開總攻湘軍水營于湖口，燒毀湘軍戰船100余艘。曾國藩跳船得免，座船被俘，“文卷冊牘俱失”。曾國藩憤怒至極，打算策馬赴敵以死，羅澤南、劉蓉力勸乃止。曾國藩派李孟群、彭玉麟、胡林翼支援武昌，而自己親自到江西招兵造船。7月，塔齊布卒于軍營，曾國藩趕往九江，統帥他的部隊。8月，收復湖口。9月，補授兵部右侍郎。

　　咸豐六年（1856年），石達開進攻江西，曾國藩坐困南昌，這時羅澤南卒于軍營中，彭玉麟走千里殺入重圍至南昌助守。9月2日，洪秀全與楊秀清內訌，史稱天京事變，南昌解圍。10月，曾國藩在長募勇組建吉字營入援江西。

　　咸豐七年（1857年）2月20日，其父去世，曾國藩偕弟曾國華回籍奔喪。7月，兩次上疏，請求在家終制，獲咸豐帝準許。在當年建“思云館”。

　　咸豐八年（1858年）5月19日，李續賓、楊岳斌率水陸兩軍攻陷九江。7月13日，曾國藩接咸豐諭出辦浙江軍務，救援福建。十二月，作《愛民歌》以訓湘軍。

　　咸豐九年（1859年）11月，曾國藩擬四路進兵之策，曾國藩攻取安慶，多隆阿、鮑超攻取桐城，胡林翼攻取舒城，李續宜攻取廬州。

　　咸豐十年（1860年）2月，曾國藩破陳玉成于太湖。由于兩江總督何桂清放棄常州而奔上海，導致蘇州、常州失陷。4月，清廷命曾國藩馬上趕赴江蘇，并先行賞加兵部尚書銜，署兩江總督。6月，實授兩江總督，以欽差大臣身份督辦江南軍務。7月，命皖南軍務歸曾國藩督辦。

攻占南京
　　咸豐十一年（1861年）9月5日，湘軍攻陷安慶。9月25日，曾國藩移住安慶。12月20日，加太子太保銜，奉旨督辦四省（蘇、皖、浙、贛）軍務，其巡撫、提鎮以下悉歸節制。同月，在安慶創辦內軍械所。年底，定三路軍進軍之策：“以圍攻金陵屬之國荃，而以浙事屬左宗棠，蘇事屬李鴻章，于是東南肅清之局定矣。”

　　同治元年（1862年）1月31日，曾國藩奉旨任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曾國荃補授浙江按察使。二月十四日，左宗棠率軍由江西入浙江。四月，李鴻章率軍抵上海。五月，曾國荃率軍進駐雨花臺，會同彭玉麟的水師圍攻天京。六月，洪秀全命令各地太平軍回援天京，太平軍集結二十萬人兵力，十月起大戰湘軍四十多天，未能取勝。

　　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攻克鐘山，合圍天京。7月，湘軍攻破天京，對無辜平民展開屠殺與搶掠。當時的南京城被燒毀，平民死傷無數，南京人稱曾國藩、曾國荃兄弟為“曾剃頭”、“曾屠戶”。同月，朝廷加曾國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世襲罔替，并賞戴雙眼花翎。八月，奏準裁撤湘軍25000人。

追剿捻軍
　　同治四年（1865年）1月，選漢唐以來各臣奏疏17首，編《鳴原堂論文》。3月，主持修葺種山、尊經兩書院。收養八百孤寒子弟，并從自己養廉銀中捐款課獎。5月26日，曾國藩率軍赴山東剿捻。6月，主持整理《王船山遣書》完稿，共320卷，交金陵書局出版。六月十八日，北上剿捻之策：重鎮設防，劃河圈圍，清野查圩，馬隊追蹤。9月，經楊州、清江浦抵徐州。一路調兵布防堵圍，沿途又張榜招員。10月，將金陵制造局上遷海虹口，和李鴻章原設的炮局及購自美國人的鐵廠合并，再加容閎購回的百多部機器建成江南制造總局。12月，核定長江水師永遠章程及營制營規。

　　同治五年（1866年），曾國藩奉旨進駐周家口，以欽差大臣的重權身份，督師剿捻。曾國藩根據捻軍行蹤不定、流動作戰的特點，采用了“重點防務、堅壁清野和畫河圈圍”的對策，但最終全部失敗。后來，他在周口西至漯河建立起“沙河百里防線”，希望借此天塹消滅捻軍。

主辦洋務
　　同治六年（1867年）3月，在江南制造總局下設造船所試制船艦。同時擬設譯書館。5月，會同李鴻章將江南制造總局由虹口遷高昌廟，征地擴遷，規制大增。六月，補授體仁閣大學士。

　　同治七年（1868年）4月，奉上諭改授為武英殿大學士。5月31日，至上海視察江南制造成總局。8月，奉命調任直隸總督。9月，江南造船廠試制的第一艘輪船駛至江寧，曾登船試航，取名“恬吉”。12月，曾國藩抵達北京，拜見慈禧太后與同治皇帝。

天津教案
　　同治七年（1868年），曾國藩改任直隸總督。曾國藩奉命前往天津，辦理天津教案，考量當時局勢，沒有與法國開戰，“但冀和局之速成，不問情罪之一當否”，在法國的要求下，商議決定最后處死為首殺人的8人，充軍流放25人，并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杰被革職充軍發配到黑龍江，賠償外國人的損失46萬兩銀，并由崇厚派使團至法國道歉。

　　這個交涉結果，朝廷人士及民眾輿論均甚為不滿，省館所書楹帖被毀，曾國藩深知其中和戰利害，自引其咎，得到丁日昌的同情。曾國藩背負罵名，病情加重，于是召來李鴻章處理案情。

回任兩江
　　同治九年（1870年），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平民張汶祥刺殺于后，朝廷命曾國藩再任兩江總督，前往南京審理該案。

　　同治十年（1871年）8月19日，挈李鴻章聯銜會奏《擬選子第出洋學藝折》。九月，視察水陸各營防務、訓練情況。十一月抵達上海。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27日，曾國藩領銜上奏，促請對“派遣留學生一事”盡快落實。并提出在美國設立“中國留學生事務所”，推薦陳蘭彬、容閎為正副委員常駐美國管理。在上海設立幼童出洋肄業局，薦舉劉翰清“總理滬局選送事宜”。此后，曾國藩時發腳麻之癥，舌蹇不能語。

　　同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曾國藩午后在南京西花圃散步，突發腳麻，曾紀澤扶掖回書房，端坐三刻逝世。百姓巷哭，繪像祀之。朝廷聞訊，輟朝三日。追贈太傅，謚號“文正”，祀京師昭忠、賢良祠，各省建立專祠。6月25日，靈柩運抵長沙。7月19日，葬于長沙南門外之金盆嶺。

　　同治十二年（1873年）12月13日，改葬于善化縣（今望城區）湘西平塘伏龍山。與夫人歐陽氏合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