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屏少時就有詩才，聞名鄉里。鴉片戰爭爆發后，張維屏目睹英國對中國的野蠻侵略，激發了愛國熱情，寫出了歌頌三元里人民抗英斗爭的《三元里》，贊揚陳連升、葛云飛、陳化成捐軀報國的《三將軍歌》等。這些詩篇在當時流傳很廣，影響很大，成為鼓舞愛國主義的有力武器，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研究鴉片戰爭史的可貴資料。已故的著名文學家阿英(錢杏邨)曾稱贊張維屏的這些詩是鴉片戰爭中“最具有燦爛不朽光輝”的“英雄史詩”。

　　張維屏在嘉慶、道光年間以詩著稱，與黃培芳、譚敬昭號稱“粵東三子”。鴉片戰爭前，他受到詩壇耆宿翁方綱、曾燠 的賞識，又與宣南詩社中成員交往唱酬，詩篇內容大多是山水、閑情、贈答，夾雜一些壯志蹉跎的感慨。只有少數反映現實的篇章。如“體近謠諺”的《縣言》組詩等，暴露了吏胥貪婪毒狠的面目；《黃梅大水行》、《催科》等，表現了對人民疾苦的關懷。鴉片戰爭期間，是他詩情最激昂的時期，寫下了《三將軍歌》、《江海》、《書憤》、《孤坐》、《海門》、《雨前》等一系列愛國詩篇，表彰抗戰，指斥投降。特別是《三元里》，是這一時期詩壇少見的歌詠人民自發反帝斗爭的佳篇。

　　張維屏認為“詩固出于性情”(《陳清端公詩集序》)，寫詩當如造物之自然。他的詩以明白曉暢的語言寫真情實景，于白描筆墨中又時見含蓄凝煉。故林昌彝說他“警煉異常”（《射鷹樓詩話》卷十三）。他引新事物入詩，如寫火輪船、世界地圖等，表現了近代詩突破傳統題材、展拓詩境的趨向。張維屏古文也有一定成就。惲敬稱譽他為“嶺外柳仲涂”（《送惲子居還常州》詩注）。他批評當時古文兩大病，即“陳言”與“贗古”，提出“不拘成見，不囿偏隅，隨感而通，因物以付，如風行水，如水行地”（《復龔定庵舍人書》）。他的文章不拘體格，隨意揮灑，如《釋涉川片云行草序》就云生發，《十二石山齋記》依石立論，都表現出“意新格創”（許應騤評《情釋》語）的特色。

　　張維屏著有《張南山全集》，匯集詩人各種著述刻本。其中《松心詩略》,亦稱《松心十錄》，共10集，是其門人選全詩十之二三而成，為今傳張詩最多之本。道光末年刻文有《松心文鈔》10卷、《松心駢體文鈔》。尚有《聽松廬詩話》、《藝談錄》、《國朝詩人征略》等有關談詩及文獻掌故著作。

　　張維屏(1780～1859年10月13日) 清代官員、詩人。字子樹，號南山，因癖愛松，又號松心子，晚年也自署珠海老漁、唱霞漁者，廣東番禺人。嘉慶九年(1804)中舉，道光二年(1822)成進士。此后在湖北、江西任州縣地方官，一度署理南康知府。為官清廉，終因不耐官場的腐敗，于道光十六年(1836)辭官歸里。

　　其父曾任四會縣學訓導，張維屏從小接受家庭教育，少年時即以能詩名，13歲時名列番禺縣童子試榜首，知縣吳政達贊賞其才華，取《毛詩序》“南山有臺，樂得賢也”之意賜名“南山”。張維屏于嘉慶九年(1804)中舉后，首次進京赴考，詩壇大家翁方綱閱其詩作，驚呼“詩壇大敵至矣！”再度赴試時，翁方綱為他和黃培芳、譚敬昭等三位嶺南詩人之詩集作《粵東三子詩序》，從此“粵東三子”的文名得到顯揚。張維屏曾與林伯桐、黃喬松、譚敬昭、梁佩蘭、黃培芳、孔繼勛筑云泉山館于白云山，人稱“七子詩壇。”

　　道光二年(1822)，43歲的張維屏四度會試終成進士，署湖北黃梅知縣。他勤政愛民，蒞任第二年夏天，江水決堤，他親自乘小舟勘察水情，散發干糧賑災，竟被洪水沖走，幸掛樹梢而不死。老百姓為之歌曰：“犯急湍，官救民，神救官。”道光四年（1824）調任廣濟知縣，他不愿向百姓征收漕糧，引疾求退未成，調署襄樊同知。過三年，返粵丁父憂，次年遷家回清水濠故里。道光九年（1829），他被聘為學海堂學長。居家數年，致力于教育事業。道光十年（1830），張維屏丁憂服闋，同林則徐、黃爵滋、龔自珍等在北京結“宣南詩社”。后又出任了幾年的地方官員，但他最終看透官場腐敗，產生“一官無補蒼生，不如歸去”的念頭，終在道光十六年（1836）五十七歲時告病辭歸廣州，賃居河南花地潘氏別業東園。他將所筑小園名為“聽松園”，于松濤間悉心著述講學、游園吟詩。道光十九年（1839）林則徐在廣東禁煙時專門拜訪，征求禁煙對策。鴉片戰爭爆發后，張維屏寫下反對外敵侵略、贊頌人民抗戰的不朽詩篇，其中《三元里》和《三將軍歌》最為著名。咸豐九年（1859）九月十八日（10月13日）病逝于清水濠，葬于廣州城東北銀坑嶺，臨終留下時人爭傳之絕筆：

　　煙云過眼總成空，留得心精紙墨中。書未刻完人已逝，八旬回首惜匆匆。

　　偶墮塵寰八十年，飄然歸去在羅天。松溪花棣常游處，或者詩魂系畫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