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聰穎

　　在安徽合肥，關于龔家的故事很多，不僅坊間口口相傳，而且還收集在有關故事集里。

　　在龔大塘采訪時，聽到老輩人講的兩個龔大司馬對“對子”的故事很有味道，一個是夸他從小就是神童，一個是損他徒有虛名。

　　據傳龔大司馬小時候非常聰明，讀書過目不忘。有一年，其父送他去趕考，當時考生很多，要按順序排隊入場。由于他年幼人小，父親只好將他架在頸脖上。輪到他時，主考大人見是一個小孩騎在大人脖子上，問明情況，隨口出了一聯：“小學生將父作馬。”他不假思索地答道：“老大人望子成龍。”因為考生很多，他好奇地東張西望，主考大人又從《孟子》“古之為市者”句中出了“以左右望”一句為上聯叫他對，他以《中庸》中第二十二章末尾一句“與天地參”來對答，非常貼切。這則故事至今仍為人樂道。

　　另一則故事說龔大司馬有一年衣錦還鄉，前呼后擁好不威風。快要進入合肥城門口時，馬路中間有一個八九歲的小孩在用石頭疊橋玩耍，旁若無人。差役上前一腳踢翻幾塊石頭，喝叫小孩快快讓路。這個小孩站起來質問差役：“為什么要踢我的石頭？”差役大聲喝道：“龔大司馬到此，你小孩膽敢攔路，真是該打！看你是小孩，就免一頓打，快快滾開！”小孩不服氣地說：“要我讓路不難，你去請龔大人下轎來見我，我出個對聯，他若能對出，我就給他讓路，不然請他另走別處。”龔大司馬要小孩當面出上聯，小孩不假思索隨口念出：“踢去壘橋三塊石。”龔大司馬搜腸刮肚，思索半天，一時竟對答不出，只好吩咐差役改道回府。

　　龔大司馬回到府里后悶悶不樂，茶飯不思，他姐姐來看他，問他有什么不樂意的事情，為何心中不快？他把路遇小孩攔道出對聯的事說了。他姐姐問明小孩出的上聯后，就對他說下聯可對：“剪開出路二重山。”

　　龔大司馬一聽姐姐對的下聯真妙，喜不自勝。第二天又坐著轎子到了那里。小孩正在等他，問他是否對著下聯了。龔大司馬說昨天自己心里煩亂，一時沒有想出，這上聯有什么難對的，說著就念出下聯。小孩一聽哈哈一笑，說這不是你對的，而是一個女子對的。龔大司馬問何以見得，小孩說只有女人常用剪子，“剪”字應當換個“劈”字，“劈開出路二重山”才貼切。兩座山連在一起，用剪子能剪開嗎？我只知道劈山開路，沒有聽說過用剪子剪開山的。龔大司馬聽了小孩的話，羞得滿面通紅，再也無話可說了。

龔灣巷

　　在安徽省合肥市，龔大塘的出口處就是永紅路，過去叫“龔灣巷”。龔家在合肥是大戶人家，關于他們的故事自然也很多，最著名的就是“龔萬巷”的故事。合肥市文化館編著的《合肥民間文學》講述了“龔萬巷”的由來。

　　當年這里曾居住著兩戶相鄰的人家。一家姓龔，家主為朝廷重臣，人稱“龔大司馬”；另一家姓萬，家主為地方權貴，人稱“萬大老爺”。這兩戶人家雖相鄰多年，但并不來往。好歹是左鄰右舍，各走各的門，各用各的灶，井水不犯河水，倒也相安無事。

　　孰料這年，龔、萬兩家同時大興土木，翻建房屋，均欲將各自山墻向外延伸，以擴大房基，結果引發了爭吵。你不允我不依，一時間吵得天昏地暗，直吵到縣衙老爺那里。龔、萬兩家都是有權有勢的人家，縣衙老爺乃七品芝麻小官，豈敢輕易判決，以致官司遲遲沒有結果。

　　龔家氣憤難忍，派管家人持書星夜趕往京城，稟報龔大司馬，希求龔大司馬出面干預，以振族威，出掉這口怨氣。遠在京城的龔大司馬接到家書后，起初確也很氣惱，好在其婦人乃一知書明理之人，聞情后淡淡一笑而勸道：“相鄰相爭，只為一墻，何值如此。汝乃朝廷要臣，官居高位，對此區區小事，當大度才是，讓人幾尺何妨？”

　　龔大人聞妻言之有理，頓時息怒，隨即付書一封，交管家人帶回。龔家人接到龔大人來書，拆開一看，見書僅詩一首。詞曰：“千里來信只為墻，讓他三尺又何妨？萬里長城今還在，不見當年秦始皇。”龔家人見言，皆息怒默語，悄悄將與萬家相鄰的山墻拆除退后三尺。

　　龔家一反當初的舉動，使萬家很受震動，愧疚之余，也仿效龔家做法，主動將與龔家相鄰的山墻退建三尺。這樣一來，使得龔、萬兩家宅居間形成了一條六尺寬的巷道。人們便把這條巷道稱為“龔萬巷”，叫來叫去叫白了，就成了后來的“龔灣巷”了，即如今的“永紅路”。

　　龔鼎孳有清才，在明即與文人學士廣泛交往，著名者便有吳偉業、錢謙益、冒襄、方以智、閻爾梅、萬壽祺、曹溶、余懷、紀映鐘、杜浚、龔賢、陶汝鼐、周亮工、李雯、曾燦、顧與治、鄧漢儀等一大批，另有王紫稼、柳敬亭等藝人。又因能保護文人學士，吳偉業稱贊龔鼎孳為官“唯盡心於所事，庶援手乎斯民”。清代著名詞人陳維崧年輕時落魄潦倒，就得到龔鼎孳的慷慨相助，這使陳維崧一輩子都對其念念不忘。

　　龔鼎孳洽聞博學，詩文并工，在文人中聲望很高，時人把他與江南的錢謙益、吳偉業并稱為“江左三大家”。工書，善山水。詩畫皆得父孚肅之傳，畫山水，筆墨蒼郁沉厚；嘗書送魏環極詩卷，間作山水蒼郁沈厚。有一方閑印署：“臨川二十七”世孫。詩與吳偉業齊名。詩風多受杜甫影響，作詩情感深厚，于婉麗中亦多寓興亡之感，吳梅村說“其側怛真摯，見之篇什者，百世下讀之應為感動”。但其作品反映現實深度不夠，多為吟風弄月的宴飲應酬之作。早年詞作以“艷宗”為風尚，繼而“綺懺”，晚年成于“豪放”，以意象綿密、著意鍛煉、好用擬人、善于和韻為主要風貌，在清詞史上獨具特色，是清初詞壇的主持者之一。

　　著有《定山堂集》47卷，其中《詩集》43卷，《詩余》4卷。初刻于康熙四十二年（1673）。雍正時禁毀錢謙益文字，因書前有錢序，加之龔氏詩文內有礙語，全部板片入繳藩庫，世傳很少。光緒九年（1883），龔氏十四世孫龔考緒重為輯集付梓。

　　龔鼎孳是明末清初文學家，明萬歷四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1616年1月5日）出生。安徽合肥人。崇禎七年（1634年）中進士，出任湖北蘄春縣令，崇禎十二年任兵部給事中。赴京途中，結識南京名妓顧橫波，攜其進京，后納為妾。初居宣北坊海波寺街“古藤書屋”，后遷至宣武門外大街，寓號“香嚴齋”。

　　龔鼎孳祖父和父親都頗有文名。而他少年早慧，十二三歲時即能做八股文，亦擅長詩賦古文。明崇禎七年進士，任湖北蘄水縣令。后因鎮壓張獻忠起義有功，升兵科給事中。崇禎十七年李自成攻陷北京，龔鼎孳投井自殺，被人救起后輔李自成，任直指使，巡視北城。受吏科給事中，遷太常寺少卿。清順治元年（1644年），睿親王多爾袞進京，龔鼎孳迎降，授吏科給事中，遷太常寺少卿，刑部右侍郎、左都史使等。順治三年，曾受彈劾，但因皇帝賞識仍任原職。順治十一年，因法司章奏過激，涉及滿漢關系，被降職調用，下至南苑蕃育署管菜園。后又被貶去廣州。康熙元年（1662年）官復侍郎。后歷任左都御史、刑部尚書、兵部尚書、禮部尚書、會試下正考官等職。康熙十二年九月十二日（1673年10月12日）病卒。

　　龔鼎孳因失節喪操，不僅為明人所不齒，也為清人所蔑視。在明福王在南京建立政權時，曾制定過查辦“從賊者”的制度，龔鼎孳就被列入了治罪名單，而清朝人也譏笑他“惟明朝罪人，流賊御史”，而多爾袞更是認為龔鼎孳“此等人只宜縮頸靜坐，何得侈口論人”，“人果自立忠貞然后可以責人”。諷刺他“自比魏征，而以李賊比唐太宗，可謂無恥”。因此，龔鼎孳在仕途上便頗為艱難，往往是屢起屢仆，上下浮沉。康熙三年，才因其才名為世所重，方遷刑部尚書。龔鼎孳為人狂放不羈，反復無常。經常有不合時俗的舉止，而受到當時人的譏笑。清人孫昌齡曾貶斥他說：“惟飲酒醉歌，俳優角逐，前在江南，用千金置妓名顧眉生，戀戀難割，多為奇寶異珍，以悅其心。淫縱之狀，哄笑長安。”

　　妻子顧眉號橫波，原為南京秦淮名妓，不僅貌美，而且工詩詞，畫蘭花，詩風清麗幽婉，畫亦著名，有《柳花閣集》。當時以才藝雙絕，與文人名士交游甚廣而名動一時。后來龔鼎孳娶之為妾，深得寵愛，時稱橫波夫人。

　　《心史叢刊·橫波夫人考》中有一則軼事說，龔鼎孳之所以投降李自成，接受直指使的職位，就是因為他“生平以橫波為性命，其不死委之小妾”。可見龔鼎孳對顧的寵愛。他曾為顧眉生作詩多首，稱她為“善持君”，被當時的文人戲稱為“善持夫人”。

　　龔鼎孳沉溺聲色，放蕩不羈的生活方式在當時也很為人所非議，被孫昌齡責之為：“已置其父母妻子于度外，及聞訃而歌飲留連，依然如故，虧行滅倫。”在清初，統治者為鞏固統治，進一步加強封建專制，而竭力強調儒家倫理綱常的背景下，他的行為自然得不到統治者的賞識，而因“素行不孚眾望”多次遭到清廷的降級貶職。

　　龔的元配夫人童氏卻操行賢節遠勝過了龔鼎孳。她曾兩次被明朝封為孺人，在明朝滅亡后，龔鼎孳降清，她不僅獨自在合肥居住，不隨龔進京，而且拒絕接賞清王朝的封賞，同龔的行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但另一方面，他又因能保護文人學士，為民請命而享盛名，而且惜才愛士，對困厄貧寒名士常傾力相助。有“窮交則傾囊橐以恤之，知己則出氣力以授之”的名聲。又由于他富有才氣，洽聞博學，詩文并工，因此，在文人中聲望很高，時人把他與江南的錢謙益、吳偉業并稱為“江左三大家”。

　　龔鼎孳文思敏捷，才華橫溢，往往數千言的文章，能夠一揮而就。且詞藻繽紛，都不點竄。他的文風多受杜甫的影響，為文作詩，情感深厚，常常有悲涼感慨的作品，所以吳梅村說“其側怛真摯，見之篇什者，百世下讀之應為感動”。但他的作品反映現實的深廣度不夠，多為吟風弄月的宴飲應酬之作，文學成就不如吳偉業、錢謙益二人。

　　《定山堂集》包括《詩集》四十三卷，《詩余》四卷。《詩集》卷一、卷二為五言古詩，卷三、卷四為七言古詩。卷五至卷十五為五言律詩，卷十六至卷三十二為七言律詩。卷三十三為五言排律，卷三十四、卷三十五為七言排律。卷三十六至卷四十三為七言絕句，各卷均按年代為序編排。《詩集》前有吳興祚、周亮工、吳偉業、尤侗、錢謙益等人的序。《詩余》四卷，編年排次，前有丁澎作序。詩集中的作品大多反映了他身歷幾朝更替的生活經歷和內心體驗，吳偉業序稱其詩：“有感時佗傺之響而不孜于和平，有鋪揚鴻藻之辭而無心于靡艷。”龔鼎孳寫詩多是憑借才氣，遣詞縟麗，用典富贍，可是往往剪裁不夠，再加上他的詩多為宴飲酬酢之作，往往顯得“詞采有余，骨力不足”。

　　不過，在他身經變亂有了切實生活感受后，也寫了出了一些內容深厚，筆力矯健的佳作。如七古《多陵篇用李空同漢京韻篇》、《壽白母長歌一百二十句》、《挽船行》。律詩《過城東戚貴諸里第》、《秦淮社集白孟新有計紀事和韻》、《丘曙戒侍講謫瓊州》。絕句《上巳將過金陵》、《燈屏詞次牧齋先生韻》等，無論感慨興亡，敘述友情，還是反映民生疾苦，均寫得情意深摯，氣韻不凡。龔鼎孳雖然先后投降李自成和清王朝，而因此被世人視之為喪失名節的人，但在他內心深處，卻始終潛伏著對故國的追思和對往事無限懷念的情感。在這種感情的作用下，他同許多明朝遺士故人還是有著密切的聯系。《碑傳集補》記載：“時鼎革方新、新朝耆舊多混跡于酒人畫師，以寄其宅傺幽憂之感”而龔鼎孳則“開東閣以招之，分余明以照之”照顧蔽護這些人。

　　在他被遷為刑部尚書后，曾為傅山、閻爾梅、陶汝鼎等明朝遺士開脫罪責，使他們免遭迫害。在清朝為籌集連年窮兵黷武所需的浩大軍費兵餉而橫征暴斂，賦稅沉重的情況下，多次上書，為江南請命。還曾因為“司法章奏，事涉滿漢，意為輕重”，而降八級調用。從這些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到龔鼎孳內心充滿了矛盾，一方面為了保全自己的榮華富貴而變節屈膝，另一方面對故國舊朝又不以徹底忘懷。一方面為仕途發達苦心經營，另一方面又因直言陳諫而屢遭貶斥。這種心境也自然地反映到他的詩文中，因此《定山堂集》處處縈繞著一種傷感的情調。

　　在《詩集》中，花愁淚痕、寒雪孤鴻、疏燈蕭瑟等凄婉的詞詞充斥詩文間，借酒消愁更是他聊以自慰的方式，于是“酒闌歌罷”、“泣然罷酒”、“燈殘酒盡擲杯裂”之類繁華去盡，無可奈何的情懷一訴再訴。

　　他在《潭影堂詩序》中無限追憶地記敘了“余方垂髫”時，在“江淮南北晏然無事”之際，與少年伙伴集會于深柳園亭，“酒酣顧視，意氣颯然，橫絕四海”的意氣風發，今昔相照，不由得感慨萬千“曾幾何時，干戈滿眼。向為讀書游息之地，概已蕩為昆明劫灰，而塵海飄零，歲月如流，吾亦冉冉其將老矣”。于是有象《五十謝客啟》這樣的作品“謝絕酬應，屏跡空山，借禪誦以消解悲哀，卻葷酒而無滋罪業”，表達了渴望超越現實，尋找解脫的心情。

　　在《定山堂集》里，除了哀嘆自己的身世心境外。也有許多反映清初社會生活的作品。如《挽船行》“兵船積甲如山陵，千夫萬卒喧催徵。悉索村巷閉空舍，枵腹負舟那即能”。《歲暮行》“荒葉落寡婦泣，山田瘦盡無耕農。男女逃竄迫兵火，十年不見旌旗空”。反映了由于清政府連年征戰，抓丁催餉，橫征暴斂給人民帶來的沉重災難。因此詩人熱切地期待“何時戍罷科賦輕，饑鵠歸飛有完宅”的局面早日來臨。表達了希望清政府休兵薄斂的強烈要求。

　　詩集中還有一些寄寓亡國之恨的作品，如《秋日感懷六首》“碧瓦朱楹半劫灰，曲池衰柳亂蟬哀。飛虹橋外清宵日，曾照含元鳳輦回”。寫出了明朝之后，宮室衰敗殘破的凄涼景象。“千年云物驚彈指，又過銷魂萬歲山”對崇禎皇帝自縊煤山，寄予了深沉的悲哀和無限傷感。

　　該書曾刊刻于康熙四十二年（1673年）。雍正時禁毀錢謙益的文字，因為書前有他所作的序，加之龔鼎孳詩文極力烘染感傷時世，盛衰變幻的悲涼氛圍，既有眷念故國之情，又有不滿清廷之意，因此被連同全書板片入繳藩庫。世傳很少。到了光緒九年（1883年），龔鼎孳十四世孫龔考緒，收集編輯故鄉所存殘書抄錄成卷，付梓，仍然為《詩集》四十三卷，《詩余》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