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講學江南，門徒甚眾，后主講關中書院。與孫奇逢、黃宗羲并稱三大儒。清廷屢以博學鴻詞徵召，以絕食堅拒得免。為學主兼采朱熹、陸九淵兩派，以為“朱之教人，循循有序”，“中正平實，極便初學”；“陸之教人，一洗支離錮蔽之陋，在儒者中最為儆切”（《二曲集》卷四），主張兼取其長。重視實學，提倡“明體適用”。同顧炎武反復辯論“體用”問題，提出“明道存心以為體，經世宰物以為用”的見解，將“格物致知”的“物”擴充到“禮樂兵刑、賦役農屯”，以至“泰西水法”等實用學問。力主自由講學，與清廷鉗制思想政策對立。所著有《四書反身錄》、《二曲集》等。

　　關學人物

　　青年時代的李顒，讀書涉獵廣泛，凡經史子集、百家釋道，無不閱覽，熟讀深思。按當時習俗，讀書就是為了應舉，而應舉唯有讀四書，習八股即可。李顒卻博覽群書，不為世俗輿論所動，既無家學，又無師承，全靠自學磨練，終于三十而立，卓然成為清初著名學者，自成一家，聞名關中。連當時全國著名大學者顧炎武也佩服地說：“堅苦力學，無師自成，吾不如李中孚！” 李顒與其他報有亡國的明末遺民一樣，站在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立場上，仇視推翻明王朝的李自成等農民起義軍，統統斥之為“賊寇”。同時，他又具有崇高的民族氣節，對滿清入關對推行的民族壓迫和歧視政策表示極大的憤慨。他無意功名，“顧惜名節”，誓不仕清。康熙十二年，陜西總督鄂善修復馮從吾創辦的“關中書院，”聘李顒主講，他謝絕了官府專為他做的小袖窄袍，他以“仆臣僚紳士，又非武棄曹丁，窄衣小袖所弗便，寬衣簿袖乃庶人常服。”仍然穿著“庶人常服”登上講壇，給投降清王朝的漢官首先上了第一課。講學不到三個月，鄂善便以“山林隱逸”舉薦入朝，被李顒八次上書以疾力辭。后有詔舉“博學鴻儒”，禮部又以“海內真儒”推薦，太史親到其家，一再催逼起身赴京。李顒對這些詔舉極為反感，力辭不就。但催檄如雨，前來威逼的官吏將李顒連同臥床一并抬往省城，行至南郊大雁塔，李顒堅不從命，拔刀自刺，官吏大駭而止。李顒這種威武不屈的反抗精神，在關中反清志士中引起了極大反響。關中的學者稱他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鐵漢。

　　李颙(1627～1705)明末清初人，字中孚，號二曲，又號土室病夫，二曲鎮二曲堡人，父李可從，于崇禎十五年(1642)，戰亡于河南襄城。留下李和母親彭氏，無片瓦寸土，度日艱難。彭氏決意教李颙從學，但無力供學，屢被塾師拒絕。李9歲入塾，只讀過20天書，但李發憤自學，僅靠母親紡織縫紉和李打柴換糧，雜以糠菜，維持生活。因之，面色如菜，人稱李菜。李颙在挖菜拾柴的空閑，也手不釋卷。縣內藏書之家，漸知李家貧力學，便任其翻問。李隨閱隨還，數載之間，披覽群書，寫出了《二十一史糾謬》等筆記體習作，大約30歲時，認為這不是切己之學，非儒家正脈．便把這些著作燒掉了。從此．潛心于宋明理學。康熙九年(1670)，李在母親3年喪服期滿后，去河南襄城，為父親“招魂”。常州知府駱鐘麟，派人迎請李講學。常州的士紳名儒爭相聽講。后來駱鐘麟把李講學的內容匯集起來，名為《匡時要務》。李又在武進、無錫、江陰、靖江和宜興等地講學，所講內容被記錄下來，整理為《兩庠匯語》、《錫山語要》、《靖江語要》。康熙十一年(1672)，李返回陜西。次年主講于關中書院，又在雁塔、富平等地講學，力主講學自由，認為“立人達人，全在講學；移風易俗，全在講學；撥亂反正，全在講學；旋乾轉坤，全在講學。”與清廷鉗制思想的政策相對立。李所交皆一時名士，平生最為知己的是駱鐘麟。駱為浙江臨安人。

　　順治十六年(1659)春，任周至知縣，下車伊始，便到李颙草廬，竭誠造謁。駱鐘麟崇敬李的學問和為人，在生活上大力資助李。次年，80余歲的關中理學家，大荔人黨子澄，冒雪來周至求學于李。是年秋天，甘肅天水人菜溪嚴，前來訪問，結成忘年交。順治十八年(1661)初夏，蒲城70歲的王省庵，來周至拜訪他．相談甚為投機。康熙年間，學者顧炎武兩次訪問他，探討學術。李颙的學問，兼采朱熹、陸九淵兩派，認為“朱之教人，循循有序，中正平實，極便初學”；“陸之教人，一洗支離錮蔽之陋，在儒者最為儆切”。李主張各取所長，重視實學，反對空談，提倡明體適用。他說“儒者之學，明體適用之學也”。“明體適用之正業，處也有守，出也有為，生民蒙其利濟，而世運寧有不泰?”并強調“道不虛談，學貴實效，學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康濟時艱，真擁衾之婦女耳。亦可羞己!”李與顧炎武反復辯論體用問題，提出“明道存心以為體，經世宰物以為用”。把“格物致知”的“物”擴大到“禮樂兵刑，賦役農屯”以至“泰西水法”等實用學問。贊同“非氣無以見性”的觀點，說：“言性而舍氣質，則所謂性者何附；所謂性善者和從而見？”李颙在理學上的造詣，被稱為“海內大儒”；有和眉縣李柏、富平李因篤統稱為關中三李。李的著作，康熙、雍正年間均有刻本，光緒時補入《四書反身錄》等篇，刻成《二曲集》46卷。其墓在二曲堡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