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梅堯臣、歐陽修對《明妃曲》的和詩皆直斥“漢計拙”，對宋王朝屈辱政策提出批評。王安石則極意刻畫明妃的愛國思鄉的純潔、深厚感情，并有意把這種感情與個人恩怨區別開來，尤為卓見。

　　針對當時的社會背景，王安石歌頌明妃的不以恩怨易心，具有現實意義。當時有些人誤解了他的用意，那是由于他用古文筆法寫詩，轉折很多，跳躍很大，而某些人又以政治偏見來看待王安石，甚至惡意羅織之故。清代蔡上翔在《王荊公年譜考略》中千方百計地替王安石辯解，但還未說得透徹。

　　明妃是悲劇人物。這個悲劇可以從“入漢宮”時寫起，也可以從“出漢宮”時寫起。而從“出漢宮”時寫起，更能突出“昭君和番”這個主題。王安石從“明妃初出漢宮時”寫起，選材是得當的。

　　絕代佳人，離鄉去國，描寫她的容貌愈美，愈能引起人們的同情。《后漢書·南匈奴傳》的記載是：“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官，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江淹《恨賦》上也著重寫了她“仰天大息”這一細節。王安石以這些為根據，一面寫她的“淚濕春風”，“徘徊顧影”，著重刻畫她的神態；一面從“君王”眼中，寫出“入眼平生未曾有”，并因此而“不自持”，烘托出明妃容貌動人。所以“意態白來畫不成”一句是對她更進一層的烘托。“意態”不僅是指容貌，還反映了她的心靈。明妃“徘徊顧影無顏色”正是其眷戀故國無限柔情的表現。至于“殺畫師”這件事，出自《西京雜記》。《西京雜記》是小說，事之有無不可知，王安石也不是在考證歷史、評論史實，他只是借此事來加重描繪明妃的“意態”而已。而且，這些描繪，又都是為明妃的“失意”這一悲劇結局作鋪墊，以加重氣氛。

　　上面寫“去時”，下面寫“去后”。對于去后，作者沒有寫“紫臺朔漠”的某年某事；而是把數十年間之事，概括為“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這兩句間，省略了“然而猶且”，意思是說：“明妃心里明知絕無回到漢宮之望，然而，她仍眷眷于漢，不改漢服。”

　　近代學者陳寅恪曾經指出，中國古代所言胡漢之分，實質不在血統而在文化。孔子修《春秋》就是“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的。而在歷史上尤其是文學上，用為文化的標志常常是所謂“衣冠文物”。《左傳》上講“南冠”，《論語》中講“左衽”，后來一直用為文學典故。杜甫寫明妃也是著重寫“環佩空歸月夜魂”，這與王安石寫的“著盡漢宮衣”，實際是同一手法。杜甫、王安石皆設想通過“不改漢服”來表現明妃愛鄉愛國的真摯深厚感情，這種感情既不因在漢“失意”而減弱，更不是出于對皇帝有什么希冀（已經“心知更不歸”了），不是“爭寵取憐”。因此，感情更為純潔，形象更為高大。接著又補上“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把明妃一心向漢、歷久不渝的心聲，寫到鏤心刻骨。梅堯臣也說“鴻雁為之悲，肝腸為之摧”。王安石寫得比梅堯臣更為生動形象。

　　最后，又用“家人萬里傳”來說，以無可奈何之語強為寬解，愈解而愈悲，把悲劇氣氛寫得更加濃厚。更妙的是：筆鋒一帶，又點出了悲劇根源，擴大了悲劇范圍。明妃這一悲劇的起點可敘從“入漢宮”時寫起。漢宮，或者說“長門”，就是《紅樓夢》中賈元春所說的“見不得人的地方”，從陳阿嬌到賈元春，千千萬萬“如花女”，深鎖長閉于其中。以千萬人（有時三千，有時三萬）之青春，供一人之淫欲。宮女之凄涼寂寞，可想而知，而況宮女的失寵與志士的懷才不遇，又有某種情況的類似，所以從司馬相如《長門賦》到劉禹錫的《阿嬌怨》，還有《西宮怨》之類，大都旨寫這一題材，表現出對被侮辱、被損害的廣大宮女的同情，或者抒發出“士不遇”的憤慨。唐人“宮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單于君不知”，早在王安石之前就描寫過了，只是說得“怨而不怒”；王安石卻多少有點怒了。李壁說：王安石“求出前人所未道”，是符合實際的；至于“不知其言之失”，則是受了王回、范沖等人的影響。王回引孔子說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卻忘了孔子也說過“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論語》）；特別是誤解了“人生失意無南北”一句。王回本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人，他以政治偏見來論詩，難以做到公允。

　　其二

　　首兩句寫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氈車百輛相迎。《詩經》上有“之子于歸，百兩（同‘輛’）御（迎接）之”的詩句，可見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禮來迎明妃。在通常情況下，禮儀之隆重，反映恩義之深厚，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筆。其中“皆胡姬”三字，又為下文“含情欲說獨無處”作伏筆。

　　關于明妃對此的反應，詩中寫她“含情欲說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梅堯臣《依韻和原甫昭君辭》中也說：“情語既不通，豈止腸九回？”他們意思是說明妃與胡人言語也不通，談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樂。

　　王安石通過在詩中突出一個細節描繪來表現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彈琵琶以“勸胡”飲酒，一面眼“看飛鴻”，心向“塞南”。通過這一細節，巧妙地刻畫了明妃內心的矛盾與痛苦。接著，他又用明妃所彈的琵琶音調，感動得“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卻回首”，聽者被感動到這個地步，則彈者之內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從聽者的反應中寫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況與心情的描寫；末四句則是進一步加以分析、議論。這四句分為三層：第一層是“漢恩自淺胡自深”——明妃在漢為禁閉于長門中的宮女，又被當作禮物送去“和番”，所以“漢恩”是“淺”的；胡人對她以“百輛”相迎，“恩”禮相對較“深”。這句講的是事實。第二層講“人生樂在相知心”，這是講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應該樂而不哀了。然而事實卻不是這樣。這就接入第三層：明妃在胡不樂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當時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與常情不同，是因為她深明大義，不以個人恩怨得失改變心意，而況胡人也并非“知心”。四句分三層，中有兩個轉折，有一個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處（方東樹《昭昧詹言》）。南宋初，范沖“對高宗論此詩，直斥為壞人心術，無父無君”（李壁注解中的話，此據《唐宋詩舉要》轉引），完全是沒有懂得此詩。范沖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是一貫反對新法的人，挾嫌攻擊，更不足據。其實王安石這樣描寫明妃，這樣委曲深入地刻畫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義，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風俗”的，在當時是針對施宜生、張元之流而發的，對后人也有教育意義。

　　《明妃曲二首》體現出王安石注意刻畫人物的特點，從描繪人物“意態”，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細節描寫，相當于是把寫小說的一些手法用入詩中。而在“用筆布置逆順”及“章法疏密伸縮裁剪”等方面，則又是把韓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來寫詩。這樣，就使詩歌的藝術手法更加多樣化，詩歌的表現能力更強。由于兩者結合得較好，故雖以文為詩，而形象性并不因之減弱，此詩末四句以形象來進行議論，即其明證。王安石既以小說手法與古文筆法來寫詩，讀者也就應以讀小說、讀古文之法來讀它，才能讀懂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