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哀”，《文選》六臣注呂向注云：“七哀，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嘆而哀，鼻酸而哀。”這是望文生義。元人李冶《敬齋古今黈》云：“人之七情有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殊，今而哀戚太甚，喜、怒、樂、愛、惡、欲皆無有，情之所系惟有一哀而已，故謂之七哀也。”亦頗牽強。《七哀》是樂府歌辭，今人余冠英說：“所以名為‘七’哀，也許有音樂上的關系，晉樂于《怨詩行》用這篇詩（指曹植《七哀》）為歌辭，就分為七解。”（《三曹詩選》）較有道理，可以參考。

　　西京，指長安。東漢都城洛陽，洛陽在東，長安在西，故稱長安為西京。豺虎，指董卓部將李傕、郭汜等人。長安亂得不成樣子，是因為李傕、郭汜等人正在作亂，他們大肆燒殺劫掠，百姓遭殃。這兩句寫社會的動亂。詩人正是在這種動亂之中離開長安的，這里交代了詩人離開長安的原因。

　　這里點出詩人離開長安以后的去向。“復”，值得注意，這說明詩人的遷徙不是第一次。公元190年（初平元年），董卓脅迫漢獻帝遷都長安，驅使吏民八百萬人入關，詩人被迫遷移到長安，此時為了避難，又要離開長安。這個“復”字不僅表現了眼前凄楚的情況，而且勾起了悲慘的往事，蘊涵著無限的感慨和哀傷。“中國”，中原地區。我國古代建都黃河兩岸，因此稱北方中原地區為中國。“荊蠻”，指荊州。荊州是古代楚國的地方，楚國本稱為荊，周人稱南方的民族為蠻，楚在南方，故稱荊蠻。這兩句是說，離開中原地區，到荊州去。這是因為當時荊州沒有戰亂，所以很多人到那里去避亂。王粲因為荊州刺史劉表，與自己是同鄉，而且劉表曾就學于王粲的祖父王暢，兩家有世交，所以去投靠他。

　　寫離別時的情景。這兩句是互文，“悲”的不僅有“親戚“，還有“朋友”；“相追攀”的也不僅有“朋友”，還有“親戚”。詩人描寫送別時的表情和動作，固然是為了表現詩人和親戚朋友的深厚感情，更重要的是制造一種悲慘的氣氛，使人感到這是一場生離死別。

　　詩人離開了長安，離開了親戚朋友，一路上見到的景象觸目驚心：見到的是累累的白骨，遮蔽了無垠的平原。這是“豺虎”作亂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這場戰亂造成的悲慘景象，曹操《蒿里行》寫道：“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所詠是同樣的情景，可以參閱。以上是“鳥瞰”，下面六句寫的才是典型事例：“顧聞號泣聲，揮淚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這六句同樣緊承“出門無所見”。詩人見到的不僅是“白骨蔽平原”，還有“饑婦人”棄子的事。婦人愛子，這是正常現象；婦人棄子，這是反常現象。這種反常現象的產生，是由于戰亂。因此，詩人以慘絕人寰的事例深刻地揭露了戰亂給人民帶來的沉重災難。鮮明而生動，催人淚下。吳淇說：“‘出門’以下，正云‘亂無象’。兵亂之后，其可哀之事，寫不勝寫，但用‘無所見’三字括之，則城郭人民之蕭條，卻已寫盡。復于中單舉婦人棄子而言之者，蓋人當亂離之際，一切皆輕，最難割者骨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寫其重者，他可知矣。”（《六朝選詩定論》卷六）張玉谷說：“‘出門’十句，敘在途饑荒之景，然臚陳不盡，獨就婦人棄子一事，備極形容，而其他之各不相顧，塞路死亡，不言自顯。作詩解此舉重該輕之法，庶幾用筆玲瓏。”（《古詩賞析》卷九）都道出了這種寫法的藝術特點。這種寫法對杜甫是有影響的，所以何焯說：“‘路有饑婦人’六句，杜詩宗祖。”（《義門讀書記》卷四十六）

　　婦人棄子的慘景，使詩人耳不忍聞，目不忍睹。所以他“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這表現了詩人的哀傷和悲痛。詩人乘馬繼續向前行進。“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霸陵，是漢文帝劉恒的陵墓所在地，在今陜西長安縣東。漢文帝是漢代的明君，史書上贊他“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漢書·文帝紀》），有所謂“文景之治”。詩人南登霸陵高處，回首眺望長安，自然會想起漢文帝及“文景之治”。如果有漢文帝這樣的賢明君主在世，長安就會不如此混亂、殘破，百姓不至于顛沛流離，自己也不至于流亡他鄉。登霸陵，眺長安，詩人感慨萬端。

　　連同上面兩句，同為全篇的結尾。下泉，是《詩經·曹風》的篇名。《毛詩》序云：“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賢伯也。”“下泉人”，指《下泉》詩的作者。面對著漢文帝的陵墓，面對著動亂的社會現實，詩人才懂得《下泉》詩作者思念明王賢君的急切心情，因而從內心發出深深的哀嘆。張玉谷說：“末日‘南登’‘回首’，兜應首段。‘傷心’‘下泉’，繳醒中段，收束完密，全篇振動。”（《古詩賞析》卷九）方東樹也說：“‘南登霸陵岸’二句，思治，以下轉換振起，沉痛悲涼，寄哀終古。”（《昭昧詹言》卷二）都指出了此詩結尾的藝術效果。

　　這首詩寫得悲涼沉痛，真切動人，是建安詩歌中的名作。方東樹評為“冠古獨步”，不是沒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