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分前后兩段，前段十四句，詩人從自己半生的艱難遭遇出發，對自古以來眾口所說的天道鬼神的存在提出了懷疑。開頭兩句是結論，是貫穿全段的。下面的十二句是這個結論所由得出的事實根據。他說：從剛剛成人（結發）那個時候起，我就一個心眼地想著做好事，苦力巴結（僶俛），到現在已經五十四歲了。自己的遭遇又是如何呢？二十歲（弱冠），世道亂離，苻堅南侵；三十歲（始室），家門不幸，死了妻子。再以后就是天災屢降，氣候反常，先是荒旱不已，螟蜮叢生；接著又是狂風暴雨，鋪天蓋地，鬧得莊稼收不了一把，從而挨凍受餓，自己的經濟生活現在已經完全陷入絕境了。看看這種現實，這說明根本就沒有什么“福善禍淫”的天道鬼神。后段共六句，寫他面對目前這種艱難處境的思想活動。他憤慨地說：我今天陷入到這個如此窮困悲涼的境地，這都怪我自己，怨不得什么別的天命或人為；歷代圣賢不總是教導人們要立德、立功、立言，要名垂青史，像畫麒麟么，但是在我看來，這些就如同過眼的煙云一樣無足輕重，我自己在這里慷慨悲歌，我別無他求，我以有你們這兩位像鍾子期一樣的知音人而感到欣慰與自豪。

　　這是表現陶淵明晚年的生活景況及其思想情緒的一篇極其重要的作品。陶淵明以“田園詩人”著稱，他的作品流傳最廣而又最膾炙人口的是《五柳先生傳》、《歸去來兮辭》、《桃花源記》這種文，和《歸園田居》、《和郭主簿》、《飲酒》這種詩。后來經過魯迅先生的批評提醒，人們又開始注意了《詠荊軻》、《讀山海經》等少數所謂帶有點“金剛怒目”式的作品，而真正了解陶淵明晚年的生活與思想的讀者仍是不多。因此，讀者有必要向了解《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這首詩。

　　首先，這首詩描繪了詩人晚年悲慘的生活情景，他已經到了挨餓受凍，無法維持的境地。他“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以至凍得“造夕思雞鳴”，夜間盼著快點天亮；餓得“及晨愿烏遷”，白天又盼著快點天黑。這是多么難熬，多么難以忍受的歲月啊！反映陶淵明晚年的這種悲慘困苦生活，可以用來和《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相參證的，還有《雜詩》，其中說：“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期過滿腹？但愿飽梗糧。御冬足大布，粗絺以應陽。正爾不能得，哀哉亦可傷！”還有《飲酒》，其中說：“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敝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詞語都幾乎一樣。回想陶淵明歸田的初期，那時他的家庭盡管不很富，但至少還保持著一個小康局面。他的居住情況是“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園，桃李羅堂前”。他的飲食情況是“園蔬有余滋，舊谷猶儲今”，“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在這樣的生活條件下當隱士，自然是比較容易的。但是好景不長，四十四歲那年他家中失了大火，“一宅無遺宇”，什么都給燒得精光了。從此他的生活日益貧困，他的參加勞動也不得不由原來的觀賞性、點綴性而逐漸地變成了維持生活的基本手段。也正因此，自然災害對于陶淵明也就成為一個關系極其緊密的問題了。例如眼下陶淵明的困境就是由于“炎火屢焚如，螟蜮滋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這種原因造成的。這樣的生活，在中國古代文學家們的經歷中極為少見。

　　其次，它表現了詩人晚年對社會現實的極大憤慨與不平，他滿腹牢騷，甚至連天道、鬼神都恨起來了。他說：“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從自己的切身遭遇可以證明這些都是騙人的東西。與此相近，他在《飲酒》詩中還說：“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茍不應，何事立空言！”情緒都是非常激烈的。在這里，他表面上是指著天道鬼神，實際上他的批判矛頭乃是指向當時的黑暗社會，指向那個掌握著人類命運的腐朽的統治集團。陶淵明這時的思想情緒和他歸田初期的那種面貌大不相同了，歸田初期他總愛唱那種“樂天知命”、“安貧樂道”的高調，在《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中他說：“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在《歸去來辭》中他說：“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那時的陶淵明是以和平恬淡，與世無爭著稱。現在則不同了，牢騷越來越多，情緒越來越大。不是他的修養水平降低了。魯迅先生說：“‘雅’要想到適可而止。‘雅’要地位，也要錢。”（《病后雜談》）不論誰要說“安貧”，那他首先得保持一種至少是不太貧的經濟條件。否則要想使人“安”得住，而且還要“樂”起來，那是很難的。陶淵明先前總愛說“息交游閑業，臥起弄書琴”；“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頗有點像是讀書彈琴成癖的樣子。可是到了晚年寫作《詠貧士》，當他已經“傾壺絕余瀝，窺灶不見煙”的時候，他也就“詩書塞座下，日昃不遑研”了。越窮越苦，思想矛盾也就越多，情緒也就越激烈，這是人之常情，是真實的。陶淵明的詩歌以真實著稱，但若以后期這種艱難地寫痛苦寫憤怒的作品，和前期那種輕易地寫快樂寫恬淡的作品比起來，則是后期作品表現的思想更真切、更實在。

　　第三，作品表現了陶淵明在這種極其痛苦難熬的生活中的意志堅定，寧死不移。他已經橫下一條心來，無論怎樣窮困，他再也不出去作官，再也不去和那個黑暗的上層社會同流合污了。他說：“在己何怨天，離憂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煙。”這是什么意思？比陶淵明早百余年的放誕派張翰曾說：“使我有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不是陶淵明也像張翰那樣肆無忌憚地蔑視前代圣賢的古訓，他所蔑視的正是當時官場中像蒼蠅追逐血腥一樣所追逐的那種東西。他說他之所以陷入今天這樣的困境，這都怪他自己，怪不得天道鬼神或其他人事。這不是真話，這是牢騷，這是他在變相地表現他對當時政治的不平，同時其中也包含著一種堅守了節操，在精神道德上獲得了勝利的驕傲與自豪。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與黑暗官場不合作，蔑視功名利祿而隱居田園去當清閑地主的，歷代不乏其人。但是能夠忍凍受餓，竟至于“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地寧可去向人家乞食，也決不回頭，而一直挺下去，直至老死田園的，卻除了陶淵明再也找不出第二個。陶淵明的氣節是感人的，陶淵明的骨頭的確比別人硬。

　　陶淵明詩歌的藝術風格是以淳樸實在著稱，所以梁啟超曾經說，“唐以前的詩人，真能把他的個性整個端出來和讀者相接觸的，只有阮步兵和陶淵明，而陶尤為甘脆鮮明”（《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他晚年寫的這首《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就如同一位老朋友用連珠一般的語言在訴說他一系列的不幸，在那里發牢騷，在那里怨天恨地，在抒發他對現實社會的憤憤不平。這首詩和他歸田初期作品中的那種寧靜恬淡、情景交融比起來，是變得更為憤激、更為質直了，但是陶淵明作品中那種突出的真情實感的流露，卻是始終一貫的。他有樂說樂，有苦說苦，有牢騷不平也決不故意掩飾。他的語言是那樣淺近、凝練、生動、準確，例如：“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愿烏遷”，這種對于受凍者在冬天的長夜里盼望天亮，盼著快點日出；挨餓者在夏天的長晝里盼著天黑，以為上床不動，肚子也可能會好受一些的心情的描寫，沒有一點實際感受的人莫說是寫不出，就是想也恐怕難以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