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征行賦作于漢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斯年班昭隨兒子曹成（字子谷）去陳留赴任。本賦主要是抒寫沿途的所見所感，注重四個方面：

　　一是寫離開京城的悲傷之情；當“去故就新”時，想到身寄異地，悲傷不已，徹夜難眠。隨著行程的推進，離京城越來越遠，而“懷土”念故之情越發沉重，由此表達了身不由已的悲情。

　　二是寫長途跋涉的勞苦之情。班昭歷經七邑，風餐露宿，跋山涉水之勞，在所難免。賦文直言其事，既有鞏縣多艱，又有河洛險阻，更有桑間露宿。由此不能不追懷上古安居樂業的時代生活。

　　三是寫緬懷先賢之情。過匡地而同情孔子受困的厄運，過衛地贊美子路的勇義精神，過蘧鄉時追懷伯玉的美德不朽。這些懷古之情，既是表明自己的情感志趣的高尚，也是借古人“衰徴遭患”的命運來寬慰自我，聊以解憂。

　　四是寫體察民難之情。這方面的文字雖然只有四句，而從蒲城丘墟、荊棘叢生的荒涼景象的描寫，表明了東漢末年的時亂所帶來的災難。作者有意識的“察農野之居民”，可見班昭對災難深重的農民是寄予同情的。

　　時隔十六年后，蔡邕由陳留赴京，正好與班昭的行程逆向而動，但同樣呼出“民露處而寢濕”的共同心聲，這不能否認此賦所產生的影響。

　　賦末“亂辭”直抒其情，強化了賦文的抒情主題，將個人富貴難求、俟時難得的命運，與東漢末年愚智不分、吉兇莫測的社會命運相聯系在一起，其深刻性就在于，在交待自身遭受厄運的同時，透露了對社會的批判之情。

　　本賦的語言簡明暢達，一氣呵成，讀來感人至深。

　　此外，其亂辭稱：“先君行止，則有作兮，雖其不敏，敢不法兮。”這表明班昭的《東征賦》是效法其父班彪的《北征賦》而作。賦中記敘自洛陽至陳留的經歷，對于孔子、子路、蘧伯玉等先哲前賢多有稱頌，都是觸景生情，發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賦》相比，《東征賦》的感情描寫更為細膩，作者把自己內心的矛盾和苦悶曲折而真實地反映出來，強自開解而又無可奈何，低徊往復，而又有古淡的文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