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早年的詩歌創作學習杜甫關心政洽、同情人民疾苦的現實主義精神，他的詩風也有取于杜詩的“沉郁頓挫”。這首詩在王安石的早期詩作中是頗有代表性的，詩中反映河北人民在天災人禍雙重拆磨下的苦難生活，字字句句飽含血淚，并透露出詩人內心無比的沉痛和人溺己溺的焦慮。這就有幾分逼近杜詩的“沉郁”。而詩人因采取轉折累益、漸層深入、對比寄慨等表現手法而造成的文勢跌宕之美，又可說是得力于杜詩的“頓挫”之妙。

　　“河北民，生近二邊長苦辛”兩句，開門見山地點明了一篇的題意。遼與西夏是宋朝的敵國，按一般的想法，這一帶的人民大概困于連年的戰禍，自然難免要“長苦辛”了，但詩人壓根兒沒有提到這一點。當時北宋王朝用屈辱的妥協換來了茍安局面，邊界上本無大的戰事，而邊民的“辛苦”究竟有哪些，作者分三層來回答這一問題。

　　“家家養子學耕織，輸與官家事夷狄。”這是第一層。河北之民，勤勞成習。“家家”者，風氣普遍，無一例外之謂也。勤勞是取富之道。男耕女織，勿使相失，按照孟子的說法，可“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可是現在的倩況卻不然。勞動所得先交給朝廷，朝廷轉手送給遼國與西夏。送的名目，說來痛心，對遼稱“納”，對西夏稱“賜”。“賜”字雖然比“納”字中聽些，但沒有受人威脅而又“賜”人以物之理，王安石用一個“事”字來概括，可謂得體。用予敵銀、絹的辦法來御敵，雖然有點荒唐，但這是北宋的一項國策，要長期奉行，因此河北之民只好“長苦辛”了。在這一層中，前后兩句在對比中造成轉折之勢，從而波浪式地把詩意向前推進。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縣仍催給河役”。這是第二層。大旱之年，赤地千里，哀鴻遍野，作為官府，理應開倉賑濟，活彼黎庶，但現實的情況恰恰相反，州縣兩級官吏不顧人民死活，把最有生產自救能力的丁壯抽去上河工，丟下老弱婦孺不管。“仍”字見官府墨守陳規，賦役雜稅，無一減免。“催”字狀其急如星火。用字極為精確。對外怯儒畏葸，對內兇狠強橫，這也是北宋朝廷長期奉行的國策，因此河北之民又只好“長苦辛”了。在這一層中，前后兩句在對照中造成累疊之勢，這是詩家所謂的“加一倍寫法”，從而使文氣旋轉而下。以下即寫人民不得不離鄉背井。

　　“老小相攜來就南，南人豐年自無食。”這是第三層。邊地既無活命希望，邊民只好向南逃荒求生。“老小相攜”四字寓無限悲慘之意。因為丁壯既為官府抽調，所剩只有老弱婦孺。在忍饑挨餓的情況下長途跋涉，老弱需要攙扶，婦孺需要照顧，而現在一切都無所巴望，只好老小相攜而行。而一個誘人的消息在鼓舞著他們：南方豐收，就食有望。但當他們歷盡千辛萬苦來到黃河之南以后，竟發現河南人民也在挨餓。希望終于破滅。至此，二邊人民的生計完全斷絕。他們中間的大部分人必將困餓而死；僥幸活下來的人，則更將“長”伴“苦辛”，永無盡期。在這一層中，前后兩句在映襯中造成開拓之勢，從而暗示出“長苦辛”不是河北之民所獨罹，河南之民以及其他內地之民無不如此；“長苦辛”的原因，不止是因為“近邊”、“大旱”，即使是內地與豐年照樣不能幸免。這就為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留下了想象空間，擴展了全詩的思想意義。

　　上述三層，緊扣開頭“長苦辛”三字而來，一層比一層深入地鋪敘了河北之民所受“苦辛”的可悲，字里行間還透露出詩人對這種現象的嚴重關注和對受苦人民的深切同情。盡管前者是明寫，后者是暗寓，但正由于在敘事中有主觀的情韻，所以雖然用的是賦法，而感人的力量同樣極為強烈。至第三層敘畢，邊民的深愁極苦已無以復加，作者的心情也惆悵難述，于是便轉換角度，專事氣氛的渲染：“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過者無顏色。”上句為正面描寫，形容邊民的悲愁之氣猶如陰云慘霧，彌漫太空，致使白日為之無光，

　　天地為之昏黑。下句為側面描寫，指出道旁行人見此慘象，也不禁感到悲痛欲絕，色沮神喪。這兩句都承上文理路而來，但前者虛，后者實，通過虛實相生，使詩中所寫的內容更為驚心動魄，作者的感情脈絡也趨于明朗。篇末兩句采用古今對比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深意：“汝生不及貞觀中，斗粟數錢無兵戎！”貞觀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號。貞觀十五年（641），唐太宗曾對侍臣談到自己有二喜：“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虎，二喜也。”（《資治通鑒》卷一九六）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和對外退讓的情形正好與唐太佘所說的“二喜”構成鮮明對比。王安石用感嘆的口吻對流民宣傳“貞視之治”的美好，這不僅是對流民的安慰，更是對時政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