酈炎，字文勝，范陽人，《后漢書》有傳，今存詩僅此兩首。此詩約寫于他二十歲左右時，當(dāng)時州郡舉薦他為孝廉，又征召他為右北平從事祭酒，他都一一辭去，并寫下了這兩首詩以見其志。

　　第一首的前八句可為一段，作者將“大道”與“窘路”對舉，表明自己要走的是寬廣的人生道路，不愿走狹窄的小道，因為他志向遠大，如同大鵬之鳥，其翼如垂天之云，不愿棲止于卑小之地，以免讓狹窄局促的小路局限著自己舉足千里的步武。他要在大自然中舒展自己凌霄薄天的翅膀，放開千里之足，超世絕塵，一鳴驚人，一飛沖天，倏忽之間，令人難以追蹤。“賢愚豈常類”以下六句，說明他根本不相信“生死有命，富貴在天”那一套，他認為盡管人的賢愚有別，但并非賢者自賢，愚者自愚，關(guān)鍵看自己的秉性如何。秉性清則志向高潔，秉性濁則品格卑污，人的命運并非掌握在上天手里。只不過人富貴了就名登史冊，貧賤者則名不見經(jīng)傳罷了。酈炎生活的東漢時代，統(tǒng)治者極力鼓吹“君權(quán)神授”，宣傳“天人感應(yīng)”和讖緯迷信。酈炎反對“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是與官方哲學(xué)針鋒相對的。“通塞茍由己，志士不相卜”兩句，頂上兩句而來，作者要主宰自己的命運，故說貧與富、窮與通若由自己主宰，那么有志之士也就用不著相面占卜了。此處暗用了戰(zhàn)國時蔡澤的典故，蔡澤在干謁諸侯未被進用時，曾找唐舉相面。唐舉見他一副丑陋不堪的怪相，嘲戲他說：“吾聞圣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說：“富貴我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愿聞之。”后來蔡澤西入秦，取范雎而代之，奪取了相位。（見《史記·范雎蔡澤列傳》）由此看來，人的“通塞”最終還是“由己”的。

　　末尾六句，以西漢初的歷史人物陳平、韓信為例，說明有大志者終能成就一番大事業(yè)。陳平在里社（家鄉(xiāng)），因家貧，富人都不肯把女兒嫁給他。（敖，通“傲”，這里是被動用法，即“見傲”之意）后依劉邦，為其六出奇計，屢建大功，封侯拜相。韓信始為布衣時，家貧無行，曾釣于淮陰城后，依劉邦后，軍功卓著，被封為齊王。故詩中說他們“終為天下宰，食此萬鐘祿，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岳。”看來酈炎的辭官，并非想高蹈遺世，做一名隱士，而是在宦官貴戚把持政權(quán)、朝政日非的桓、靈時代，他對黑暗的現(xiàn)實有所覺察，不愿為五斗米折腰，其“志氣”在此。

　　第二首開頭以芝蘭為比興，寄寓著自己生不逢時的感慨。靈芝生在河流的洲渚之中，往往因遭到洪波的沖擊而動搖其根本；蘭花所以開放得晚，是因為嚴霜摧殘了它的枝條，它們都是生非其地、生非其時。如果“二芳”生在泰山之阿，那又是另一種光景了。“文質(zhì)”兩句一轉(zhuǎn)，由物及人。意謂一個文質(zhì)兼?zhèn)涞娜穗m為世道所貴重，但只有為時所用才能發(fā)揮其長。下文以賈誼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賈誼乃洛陽才子，才華出眾，入仕后一年三遷，屢為朝廷更定法令，頗得漢文帝的器重，文帝準備委以重任，授與公卿之位。絳侯周勃、灌嬰等元老卻反對賈誼，詆毀他“年少初學(xué)，專欲擅權(quán)，紛亂諸事。”（《漢書·賈誼傳》）于是賈誼被貶為長沙王太傅，遠適荊南。“絳灌臨衡宰”以下四句，所概括的就是這段史實，可見“賢才抑不用”的現(xiàn)象是不乏其例的。“抱玉乘龍驥”兩句，進一步抒發(fā)賢才不被知遇的感慨。璞玉不遇卞和，則不知其寶；千里馬不遇伯樂，連駑馬也不如；英才不遇明主，也難以施展其抱負。這是酈炎辭辟的另一原因。結(jié)尾兩句是收煞，作者希望在這混濁的時代能有像孔子那樣的圣人出來，列出德行、政事、文學(xué)、言語四科，以四科優(yōu)劣取士，這是作者選拔人才的主張。

　　酈炎的《見志詩》，在詩歌史上應(yīng)占有一席地位，它不僅在思想上閃耀著要求主宰自己命運和反對官方哲學(xué)的光輝，而且在藝術(shù)上成就也較高。西漢時代的五言詩，作者大多不可靠，所以劉勰說“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故李陵、班婕妤見疑于后代也。”（《文心雕龍·明詩》）東漢的文人五言詩，在酈炎之前，藝術(shù)上較成功的很少，所以鐘嶸《詩品序》云：“東京二百載中，惟班固《詠史》，質(zhì)木無文。”班固的《詠史》詩寫緹縈救父的故事，概據(jù)本傳，不加藻飾，詩歌形象較差，故有“質(zhì)木無文’之譏。酈炎的《見志詩》，在抒寫自己的志氣與懷抱時，多用形象化的比擬，“大道”、“窘路”、“修翼”、“遠趾”、“陵霄羽”、“千里足”等等，都帶有象喻性。靈芝、蘭花，亦含興寄，鐘嶸《詩品》說：“文勝托詠靈芝，寄懷不淺。”有了興寄，就大大增強了詩歌的形象性和藝術(shù)表現(xiàn)力，克服了“質(zhì)木無文”的現(xiàn)象。又加此詩志氣豪邁高遠，“舒吾陵霄羽，奮此千里足”等句，大有睥睨千古、逸氣干云之概，故顯得“梗概多氣”。在這方面，它影響到建安詩歌。許學(xué)夷《詩源辯體》卷三云：“趙壹、酈炎、孔融、秦嘉五言，俱漸見作用之跡，蓋其時已與建安相接矣。”這話說得不錯。所謂“作用之跡”，是思致的安排，實指詩歌的藻飾以及字面、韻腳的講求。《見志詩》詞采樸茂，讀之瑯瑯上口，這與詩歌形式的講究有關(guān)。

　　酈炎的《見志詩》，甚至對左思的《詠史》也有一定影響，《見志詩》涉及歷史人物七八人，但他并非意在詠史，而是以詠史見志。開左思“名為詠史，實為詠懷”的先河。他們的詠史都是以史事證己意，篇中的歷史人物不過是詠懷述志的媒介。酈炎“舒吾陵霄羽，奮此千里足”之句，與左思“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何其相似乃爾。“靈芝生河洲”以下六句，與左思《詠史》詩的“郁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萌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數(shù)句，興寄全然相同，此點應(yīng)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