籌筆驛，古地名，舊址在今四川省廣元縣北。相傳三國時蜀漢諸葛亮出兵伐魏，曾駐此籌畫軍事。很多詩人留下了以籌筆驛為題材的懷念諸葛亮的作品。公元855年（大中九年）李商隱罷梓州幕隨柳仲郢回長安，途經此驛，寫下這首詠懷古跡的詩篇。此詩同多數憑吊諸葛亮的作品一樣，頌其威名，欽其才智；同時借以寄托遺恨，抒發感慨。不過此篇藝術手法上，議論以抑揚交替之法，襯托以賓主拱讓之法，用事以虛實結合之法，別具一格。

　　詩寫諸葛亮之威、之智、之才、之功，不是一般的贊頌，而是集中寫“恨”字。為突出“恨”字，作者用了抑揚交替的手法。首聯說猿鳥畏其軍令，風云護其藩籬，極寫其威嚴，一揚；頷聯卻言其徒有神智，終見劉禪投降，長途乘坐驛車，被送往洛陽，蜀漢歸于敗亡，一抑；頸聯出句稱其才真無愧于管仲、樂毅，又一揚；對句寫關羽、張飛無命早亡，失卻羽翼，又一抑。抑揚之間，似是“自相矛盾”，實則文意連屬，一以貫之。以其威智，霸業理應可成，然而時無英主，結果社稷覆亡，一恨；以其才略，出師理應告捷，然而時無良將，結果未捷身死，又一恨。末聯“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馀。”是說，昔日經過錦里（成都城南）諸葛武侯廟時，吟哦諸葛亮的《梁父吟》，猶覺遺恨無窮。而所謂“恨”，既是寫諸葛亮之“遺恨”，又是作者“隱然自喻”。以一抑一揚的議論來表現“恨”的情懷，顯得特別宛轉有致。

　　古典詩歌中，常有“眾賓拱主”之法。李商隱這首詩的首聯，用的就是這種手法。出句“猿鳥猶疑畏簡書”。是說，猿（一本作“魚”）和鳥都畏懼諸葛亮的軍令，說明軍威尚存；對句“風云長為護儲胥”是說，風云還在護衛諸葛亮的營壘，說明仍有神助。正如范仲溫《詩眼》所說的：“惟義山‘魚鳥’云云，‘簡書’蓋軍中法令約束，言號令嚴明，雖千百年之后，‘魚鳥’猶畏之；‘儲胥’蓋軍中藩籬，言忠義貫于神明，‘風云’猶為護其壁壘也。誦此兩句，使人凜然復見孔明風烈。”這里沒有直接刻畫諸葛亮，只是通過猿（魚）鳥風云的狀態來突出諸葛亮的善于治軍。猿鳥風云的狀態在作者想象中，是由諸葛亮引起的反應，這些都作為“賓”，用以突出諸葛亮軍威這個“主”。這些作為賓的自然景物。是擬人化，有某種特別的象征意義。猿鳥風云，作為籌筆驛的實景，還起到渲染氣氛的作用，使人有肅穆之感；但是并不是單純的氣氛描寫，而是化實為虛，實景虛用，以賓拱主，直接突出“孔明風烈”這一主體。

　　李商隱好用典故。宋魏慶之《詩人玉屑》卷七云：“李商隱詩好積故實。”他愛把古人羅致筆下，自由驅使，不問時代先后，都可以在他的詩境中同時出現。“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此題所詠乃諸葛亮，則此聯對句中的關羽、張飛為其同時人，是今；管仲是春秋時人，樂毅是戰國時人，遠在三國之前，是古。用事以古今成對，出句以古人比擬諸葛亮，對句實寫諸葛亮同時人關、張，即以古對今，以虛對實，而且對得極為自然。其所以如此，是因為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樂毅”（《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故以管仲、樂毅直指諸葛亮便是很自然的事了，所以所謂“管樂”可以說雖“古”猶“今”，雖“虛”猶“實”，與關、張對舉，可稱為“奇”，然而卻又不足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