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定了左思在中國文學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詠史詩，為歷代傳誦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雖然“良圖”變成了夢想，志向沒有得到伸展，但并沒因此向權貴俯首，滾進污淖之中，卻是斷然割斷俗念，“歸隱田園”，潔身自好以終。而寫于早年的《詠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節操的寫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資料。

　　《詠史八首》的具體寫作時間難以斷定。僅從詩提供的情況看，大體可以說寫在左思入洛陽不久，晉滅吳之前。詩中寫到左思在洛陽的生活以及這種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為他的妹妹左棻被選入宮而舉家來到洛陽的。公元二七三年（晉武帝泰始元年），晉武帝選中級以上文武官員家的處女入宮，次年又選下級文武官員及普通士族家的處女五千人入宮。左思的父親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陽的時間，大體可以斷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來到洛陽，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滿腹經綸，以期取得仕途上的暢達，為實現自己的政治思想鋪平道路，結果卻是不盡如人意。左思從謀求仕途所遭遇的種種坎坷、艱難，了解到晉的政治腐敗，并反映在《詠史八首》詩中。這些詩也不能說是左思居洛陽很久才寫成的。詩中有“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其一）句。晉滅東吳，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晉武帝太康元年），《詠史八首》寫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則是肯定的。

　　左思借詠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其一）左思的動機，是否誠如他所說的那樣純潔、信美，是需要做出具體分析的。然而統一中國，安定局勢，是當時提出的歷史任務。漢末豪強與軍閥割據混戰，破壞了社會經濟的發展，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之后，三國鼎立的局面，盡管消滅了許多小的割據者，為全國的統一創造了有利的形勢，但距離全國統一時日尚遠。三國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馬氏集團，成了全國統一趨勢的新勢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晉政權正式成立后，為全國的統一創造了有利條件，同時司馬氏集團也急切于在全國的統一中來鞏固自己的統治。奪取東吳，蕩平邊境內的騷亂勢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聲。生活在這樣歷史條件下的左思，為形勢所推動，有志于全國的統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業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產生的。只是到了洛陽，對天下形勢有了更清楚的認識，在心底醞釀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發了，寄托在自己的詩篇中。過去的一些論者談及左思的思想時，指出左思有很強的“功業心”，這無疑是正確的。然而還必須把左思的這種“功業心”放到具體的歷史條件下去考察，確定哪些是時代所賦予的內容，哪些是階級的立場所決定的內容，這樣才能更明晰、更準確地評價左思的思想。

　　有著致力于全國統一抱負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紙上談兵，而是做了許多切實的準備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說的：“疇昔覽穰苴”（其一），即讀軍書兵法。在封建社會中，習文秉武，雖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會制度中，卻是需要一定的勇氣的。魏晉期間，士族制度占據著統治地位。士族以“積世業儒”為貴，左思出生在一個世代業儒的下層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這種腐朽觀念的影響。但他能夠打破世系門第觀念的束縛，立志到疆場上去，在實現祖國統一的事業中覓取個人的功名，這是可貴的。而且，隨之左思居住洛陽，見聞到“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其一）的情況，更是急不可捺，躍躍欲試。盡管左思自知自己的軍事才能象鉛刀一樣的鈍，然而能為祖國的統一事業，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壓抑和摧殘。晉實行“門選”制以維護士族集團的利益，從而造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門第觀念很強的士族，對于文章的品評也是以門第的高低來決定棄取的態度。《晉書·左思傳》記載著這樣一則故事：陸機聽說左思構思《三都賦》，撫掌大笑，在與他的弟弟陸云的信中說：“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后來由于司空張華的推崇，他的賦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門第寒下，雖然才高志清，卻很難能沖破士族制度的堅硬厚殼而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冷酷的現實，使左思獻身無門，報國無期，懷著無限的憤慨。《詠史》其二，正是他這種憤慨的寫照。詩中，他把像自己一樣才高位卑的寒門子弟，喻作生于澗底的松柏；把依賴祖業居于要津的才劣質拙的士族紈绔子弟，喻作長于山頂的柔弱的小苗。松質柏節似的人才，受到柔條弱枝般的人的遮擋，其原因為“地勢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來非一朝”。漢張湯、金日磾的子孫，憑借著先人的蔭德，數代都享受著極大的尊榮。而奇偉出眾的馮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僅把犀利的批判鋒芒，直指當時的社會現實，還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對象與否定的對象對比之中，使詩對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顯得有力。

　　在功名利祿到來之時，左思毅然卻步了，在《詠史八首》詩中讀者可以尋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線索。左思居住在洛陽，面對著“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認識到自己來洛陽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責自慚地說：“自非攀龍客，何為忽來游？”他想步許由的后塵：“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其五）雖然想做段干木、魯仲連式的人物，“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其三）但是，晉司馬氏統治集團內部的相互殘殺，愈演愈烈；這里又沒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種禮賢下士的人物。況且腐敗的政治，殘酷的殺奪，使榮枯盛辱瞬息萬變。“俯仰生榮華，咄嗟復雕枯。”在這樣的時代，“飲河期滿腹”的偃鼠，“巢林棲一枝”的鷦鷯，“可為達士模”（其八）。棄卻富貴，退居鄉里，以求潔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園生活，遠離殺奪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樂陶其中（見《招隱》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靜：“高志局四海，塊然守空堂。壯齒不恒居，歲暮常慨慷。”（《雜詩》）又可見左思選擇退居鄉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是有著無限的悲涼與凄愴的。

　　就是這樣，左思的《詠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會內容，熔鑄著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堅實地位。另外，《詠史八首》在藝術上也有著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矯太康頹靡文風，承繼建安雄健骨力。

　　晉初太康文壇上，總的創作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結合現實實際；追求辭句華麗和對偶的工整，形成了綺靡浮泛的形式主義風尚。在這種頹風面前，左思則獨樹旗幟，以《詠史八首》為代表，繼續發揚了建安文學“以情緯文，以文被質”的優秀傳統。雖然以詠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創，但左思能從現實生活出發，精心選擇史實，巧妙地融匯進自己的思想、情感，借詠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譏世。這不僅突破了前人詠史詩只限于一事，“堆垛寡變”的局限，而且與太康文學刻意摹仿古人、脫離現實的形式主義傾向分庭抗禮。鐘嶸說，左思的《詠史八首》“文典以怨，頗為精切，得諷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詩的實際的。在藝術形式方面，《詠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詩人從華麗之中求樸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蘊，質樸自然，奔放沉郁，絕少雕鏤的痕跡。綜上兩個方面，鐘嶸稱贊左思創造了一種獨特的“左思風力”（《詩品》）。王夫之則說：“三國之降為西晉，文體大破，不絕于來茲者，非太沖其焉歸？”（《古詩評選》卷四）這些評價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結合，渾然一體。

　　陳祚明曾說：“太沖一代偉人，胸次浩落，灑然流詠。似孟德而加以流麗，仿子建而獨能貴簡。創成一體，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無其志，語必虛矯；有其志而無其才，音難頓挫。”（《采菽堂古詩選》卷十一）陳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結合，是很對的。左思的藝術才能，使《詠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獨立，并能體現出一定的社會意義；同時用一根高潔理想、情操的金縷線，把首首串連在一起的，渾然一體，內在結構緊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暢抒自己的理想，可謂全組詩的總綱；其二，寫遭受門閥制度的壓抑而產生的悲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魯仲連為榜樣，另僻蹊徑，以期報國；其四，寫自己甘于孤寂專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寫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許由；其六，贊譽荊軻，借以披露情懷；其七，從歷史上許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寫社會的黑暗，決心避世，求潔身自好。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瀉翻騰；又似九曲黃河，曲折回環，一詠三嘆，反復宛轉。慷慨悲壯之中，有細膩旖旎；低音纖氣之內，又挾滾滾沉雷。左思把豐富多變的思想感情，分別寫在各首之中，恰似一個巨手巧匠把顆顆散珠組成一個完整精美的花環。因而《詠史八首》“遂為古今絕唱”（胡應麟語），在中國文學史上，詠史詩體同左思的名字便緊緊聯起來了。

　　作為封建階級文人的左思，又處在黑暗險惡的政治環境之中，他所寫的《詠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鮮明的階級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個時代所給他的影響，如消極避世的思想，虛無無為的思想。讀者不能因為左思的《詠史八首》有著豐富的精華而對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盡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輕，而有所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