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輸》（《公輸》為后人添加的，取的是文章的前兩個字）通過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生動地敘述了墨子為實現自己的“非攻”主張，所表現出的艱苦實踐和頑強斗爭的精神，同時也暴露了公輸盤和楚王的陰險狡詐，從而說明只有把道義和實力結合起來，才能迫使侵略者收斂其野心。

　　在這篇文章里，墨子對戰爭的性質看得是比較清楚的。他能明確指出楚攻宋之不義，因而他不辭辛勞，長途跋涉趕到楚國都城，以實際行動去制止戰爭的發生。正因為墨子站在正義一邊，所以自始至終，都以主動進攻的姿態向公輸盤及其主子楚王進行了無可調和的斗爭，而且理直氣壯，義正辭嚴。要想制止這場戰爭的發生，是一件極為不易的事。然而墨子終于制止了這場戰爭。這固然同墨子的機智善辯頗有關系，但更重要的卻在于他能夠針對敵方的要害展開攻勢。首先，他從道義上擊敗敵人。墨子至楚后，公輸盤問他為何而來，他說：“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殺之。”先是使得公輸盤“不說（悅）”，繼而逼出“吾義固不殺人。”但公輸盤只知道殺一人謂之不義，卻不知興師攻宋殺更多的人，是更大的不義。所以墨子接著指出：“義不殺少而殺眾，不可謂知類。”把公輸盤說得啞口無言。在十分狼狽的情況下，公輸盤不得不把責任轉嫁到楚王身上。墨子見楚王，同樣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辦法，從道義上譴責楚攻宋之不義。他以富人盜竊窮人為喻，問楚王“此為何若人”，使楚王承認此人“必為有竊疾矣”。因此楚以富有之國而攻伐貧窮之宋，正“為與此同類”。在墨子強有力的論據面前，楚王也不得不諾諾稱是。公輸盤的“義不殺少而殺眾”和楚王以富竊貧，在道義上都是站不住的，因而他們理屈詞窮，弄得尷尬不堪。從而說明對于強大而又頑固之敵，只是在道義上攻破它還遠遠不夠，與此同時，還必須在實力上同敵人較量，并壓倒它，才有可能迫使侵略者放棄勃勃野心。墨子意識到了這一點。因而他“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余”。這雖然只停留于近乎紙上談兵，卻是一次戰術上的較量，大大滅了公輸盤仗恃云梯之械攻宋的囂張氣焰。公輸盤雖被挫敗，但侵宋之心仍然不死。直到墨子說出即使殺掉他，“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之時，在實力的對抗之下，才使公輸盤和楚王死了攻宋之心。

　　阻止這場戰爭的不是道義，而是墨子的智慧，在絕對失敗的情況下，楚王放棄攻打宋國。

　　這表明，面對大國的不義之戰，要敢于斗爭。一方面要從道義上揭露其不義，使他們在輿論上威風掃地；另一方面，要從實力上作好充分準備，使他們的侵略野心無法得逞。這個道理，不僅在歷史上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在今天也不無借鑒意義。

　　從寫作特點來看，本文通過曲折生動的故事，圍繞矛盾沖突來闡明道理，凸顯人物性格。當墨子到楚國見到公輸盤，經過道義上的一番譴責之后，公輸盤“服”了。它似乎意味著矛盾得以解決。其實不然。當墨子指出：你既然“服”了，何以不停止攻宋呢？這么一問，公輸盤卻把責任轉嫁于楚王。這既說明他口是心非，又引出了與楚王的新矛盾。為解決它，墨子去見楚王，從道義上把楚王駁得體無完膚，致使楚王稱“善”。看來矛盾該是解決了。其實不然。楚王同公輸盤一樣，只不過是耍了個花招罷了。他在稱“善”之后用“雖然”二字一轉，又把責任推到公輸盤身上，說什么“公輸盤為我為云梯，必取宋”。這樣一來，矛盾就更加復雜化了。又是與楚王的矛盾，又是與公輸盤的矛盾，二者錯綜交織在一起。面對這樣頑固而又狡詐的敵人，如果還采取先前那種從道義上揭露的辦法對付他們，顯然是不能奏效的。那么究竟怎樣解決這一矛盾，既是擺在墨子面前的一個十分艱巨的課題，也是讀者想要急切知道的。出自墨子的機智多謀，來了個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既然楚王和公輸盤都仗恃云梯這一攻城之械來攻宋，就需要把云梯這個迷信予以徹底摧毀。于是墨子便在戰術上與公輸盤來一次較量。較量的結果，公輸盤徹底失敗，屈服了。然而，矛盾非但沒有解決，且向縱深發展。公輸盤在黔驢技窮的情況下，竟想下毒手把墨子這個勁敵殺掉，妄圖掃清攻宋道路上的障礙。但是這一陰謀不但未能得逞，反被墨子一眼看穿進而一針見血地當面揭露。墨子還嚴正告訴他們：“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最后在實力的對比和威懾之下，楚王才被迫說出“善哉！吾請無攻宋矣”的話來。矛盾終于得以解決。試看故事是多么曲折生動！矛盾沖突猶如波浪起伏，滾滾向前推進。

　　再者，作者還善于運用類比說理，進行層層推理。墨子見公輸盤和楚王，都不是直陳其事，開宗明義，而是先作比喻，然后進行邏輯推理，使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這就大大增強了說服力，收到了很好的藝術效果。而尤為突出者，是作者運用比喻之妙。諸如墨子見到公輸盤后，公輸盤問他有何見教，他并不正面直答來意，而說：“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殺之。”他把問題說得十分嚴重，意在一下子把對方的注意力引到這件事上，迫使對方對這件事立即表示態度，說出意見，亦即使對方說出自己要他說出的話來。可是公輸盤偏偏不說，只是表示不高興。公輸盤不說，當然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于是只好再來個火上加油，“請獻十金”。這意味著要拿金錢賄賂收買他，讓他去干殺人的勾當。這下子公輸盤可沉不住氣了，便脫口說出“吾義固不殺人”。墨子之所以使他不高興，繼而又激怒他，無非是讓他說出這句話來，然后再予以批駁。墨子見楚王，則是另一番氣象。一開頭就作比說：“今有人于此”如此這般。他不用“倘若”“假如”等假設字樣，好像是講一件實實在在的事，使對方不致發生錯覺，能夠聽得進去，然后讓對方說出自己要他說出的話來。墨子連用了三個比喻，然后問楚王：“此為何若人？”楚王很痛快地回答說：“必為有竊疾矣。”既然回答得痛快，那就毫無必要再用激將的辦法進一步逼問了。但讀者完全可以想像，假如楚王也像公輸盤那樣吞吞吐吐的話，墨子將會用別的辦法使他說出自己要他說的話的。可見，墨子是根據不同對象的表現，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總之，要他們說話，要他們說出自己想要他們說的話。不說話，不行；說了話，達不到自己的目的也不作罷。只要他們說了話，事情就好辦了，就可以抓其把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墨子就是用這種引魚上鉤、先發制人的辦法，進行說理的，自始至終都以主動進攻的姿態出現，使對方完全處于被動挨打的地位。文章之所以富有邏輯性和說服力，是同這種說理方法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