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都篇》屬于樂府《雜曲歌·齊瑟行》歌辭，無古辭。詩寫京洛少年斗雞走馬、射獵游戲、飲宴無度的生活。關于此詩的寫作年代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以為這是曹植早期的作品，是建安年間他看到洛陽貴游子弟耽于逸樂的生活而作，其中甚至有他本人生活的影子。一以為從此詩所寫的洛陽少年奢靡豪華的生活來看，不宜出現于建安或黃初年間，因洛陽在漢末經董卓之亂后，破敗零落，貴族子弟不可能有如此驕奢淫逸的生活，故此詩宜系于太和年間曹植入京時所作，即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年中。考曹植于公元211年（建安十六年）所作的《送應氏》中說：“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垣墻皆頓擗，荊棘上參天。”可見其時的洛陽確實破落不堪，故從后一種說法。

　　至于此詩的主旨，歷來也有兩種不同的解釋：一說以為“刺時人騎射之射妙，游騁之樂，而無愛國之心”（《文選》六臣注引張銑語），即以諷諭為主，意在指責京洛少年的生活奢靡而不思報效國家。一說以為“子建自負其才，思樹勛業，而為文帝所忌，抑郁不得伸，故感憤賦此”（《古詩賞析》引唐汝諤語），即以少年自況，由此表示心跡。然筆者以為此詩若定于后期所作，則其時曹植已不是裘馬輕狂的少年，而其心境也抑郁不歡，故絕無可能以翩翩少年自況；而且從此詩的字里行間來看，詩人對這些貴游子弟實不無微辭，故在介紹此詩時還是取張銑的說法。當然，有人在此詩中看到了曹植本人早年生活的影子，正說明詩人對這種游樂宴飲的熟悉，而且其描繪的手段也是逼真而傳神的。如果借一句前人評論漢賦的話來說，便是“勸百而諷一”，雖然詩人的意圖在于譏刺和暴露，而給人的印象卻似乎在贊美和頌揚。

　　全詩主要的篇幅都在寫京洛少年的游戲與飲宴。開頭二句以邯鄲、臨淄等著名都市的艷麗女樂來陪襯京都洛陽驕奢的游俠少年，以“妖女’引出“少年”，起調即著色濃艷。隨后轉入對少年形貌的描寫，他佩帶的寶劍價值千金，所穿的衣服華麗鮮艷，在裝束上已可見少年的富有而放達。接下去便寫他的活動：在城東郊外斗雞，在長長的楸樹夾道上跑馬。斗雞是漢、魏時富家子弟普遍愛好的習俗，曹植本人就有《斗雞》詩極言以斗雞取樂，據說魏明帝太和年間曾在洛陽筑斗雞臺，這里所寫大約也基于當時事實。“馳騁未能半”以下寫少年的馳獵，先說他一箭射中兩只奔兔，次說他仰天隨手一箭又將迎面飛來的鷂鷹射落，再說觀者的嘖嘖稱贊，從而將其箭法的高超刻畫殆盡。“歸來宴平樂”以下則轉入對他舉行飲宴的描述。平樂觀在洛陽西門外，少年在此大擺宴席，開懷暢飲，不惜酒價的昂貴，欲一醉方休。席上有切細的鯉魚、蝦子肉羹，還有醬漬的甲魚和燒熊掌，呼喚高朋入座，擺開了長長的筵席，可見其窮奢極欲。“連翩”二句復寫其宴會后的蹴踘與擊壤之戲，表現出少年的動作敏捷奇巧，變化萬端。游樂一直持續到了太陽西沉，而時光已不可再挽留，大家這才如浮云一般散去，各自回到了城中的居處。詩寫到這里本應結束了，歡樂已盡，人去筵散，然而詩人忽然筆鋒一轉，說到了明天，人們再重新回來尋歡作樂。

　　這首詩可以說是一首敘事詩，詩中主要寫了主人公京洛少年的行為。他是一位風度翩翩，身手矯健的英俊少年，騎射的本領十分高超，但只是用來打獵消遣，于國無補；他慷慨好施，窮極奢華，然未知節儉，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光陰虛擲，而無憂國憂民之心。然而，曹植對京洛少年的批評只是以很隱約含蓄的方法來表現的，通過盡態極妍的描繪逗露出來，如寫他善射曰：“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又如寫他宴會的豐盛：“膾鯉臇胎鰕，寒鱉炙熊蹯。”其描寫未免過份夸張，而詩人正是在這種夸張中暴露了其中不合理的成份，過份的逞才與奢豪，自然會激起人的不滿。雖然曹植在這里未著一字批評，然其中的褒貶曲曲可見。又如最后說一天的歡樂已盡，“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已隱寓時光虛度，青春一去不返的惋惜之意，然結句忽又說“清晨復來還”，言外的諷諭之意就更加清楚了。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中說：“白日”二句下，定當言壽命不常，少年俄為老丑，或歡樂難久，憂戚繼之，方于作詩之意有合，今只曰‘云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而已，萬端感慨皆在言外。”說明了曹植此詩中的諷諭純以含蓄的筆墨出之，不露痕跡而宛然可見。

　　此詩雖然是一首敘事詩，然詩人的描寫與敘事是經過極縝密的剪裁取舍的，詩并沒有原原本本地記錄京洛少年的家庭、社會地位與生活的每個側面，而只是選了他一天之中的活動，這樣便有利于將筆墨集中到具有典型意義的事例的描寫上去，能夠簡略分明、繁簡適度地來展開描寫。因而于這一天的活動中詩人抓住了少年的射獵與飲宴兩件事，其他如斗雞、跑馬、蹴踘、擊壤只是一句帶過，表現了詩人剪裁上的匠心。他用了“馳騁未能半”至“眾工歸我妍”十句來刻畫鋪敘少年射獵的嫻熟本領，寫來繪聲繪色，如耳聞目見，“馀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兩句不僅描繪出他射藝的出神入化，而且一個傲然自得的少年形象已躍然紙上，“觀者咸稱善，眾工歸我妍”又從側面將其箭法的出群淋漓盡致地刻畫出來，正如古樂府《陌上桑》中寫少女羅敷的美貌，通過旁觀者的贊美與反應來寫，而這里所不同的只是妙齡女郎換成了翩翩少年，其手法則同出一轍。總之此詩在謀篇布局、剪裁詳略上頗有成功之處，故吳淇曾說：“尋常人作名都詩，必搜求名都一切事物，雜錯以炫博。而子建只推出一少年，以例其余。于少年中，只出得兩事，一日馳騁，一日飲宴。”可見前人已注意到了此詩寫作上追求典型、詳略分明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