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在苦悶的時代，而又悟到了“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的生命哲理，其苦悶就尤其深切。苦悶而無法擺脫，便往往轉向它的對立一極——蕩情行樂。此詩所抒寫的，就正是這種由苦悶所觸發的滔蕩之思。

　　詩人大約是獨自一人，徘徊在洛陽的東城門外。高高的城墻，從眼前“逶迤”（綿長貌）而去，在鱗次櫛比的樓宇、房舍外繞過一圈，又回到原處、自相連接——這景象正如周而復始的苦悶生活一樣，單調而又乏味。四野茫茫，轉眼又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的秋風，在大地上激蕩而起，使往昔蔥綠的草野，霎時變得凄凄蒼蒼。這開篇四句，不僅描述著詩人目擊的景象，其中還隱隱透露著詩人內心的痛苦騷動。生活竟如此重復、單調變化的只有匆匆逝去的無情時光。想到人的生命，就如這風中的綠草一般，繁茂的春夏一過，便又步入凄凄的衰秋，詩人能不驚心而呼：“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眼前的凄凄秋景，正這樣引發出詩人對時光速逝的震竦之感。在悵然扔失意的心境中，就是聽那天地間的鳥囀蟲鳴，似乎也多一重苦悶難伸的韻調：“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晨風”即“？鳥”，“局促”有緊迫、窘困之意。鳥在風中苦澀地啼叫，蟋蟀也因寒秋降臨、生命窘急而傷心哀鳴。不但是人生，自然界的一切生命，都受到了時光流駛的遲暮之悲。這一切似乎都從相反方面，加強著詩人對人生的一種思索和意念：與其處處自我約束，等到遲暮之際再悲鳴哀嘆，應當早些滌除煩憂、放開情懷，去尋求生活的樂趣——這就是突發于詩中的浩然問嘆：“蕩滌放情志，何為自結束？”

　　以上為全詩之第一節。讀者可以看到，在此節中盤旋往復的，其實只有一個意念，即“蕩滌放情”之思。這種思緒，原本來自于詩人自身生活中的苦悶，與所見景象并無關涉。但詩人卻將它移之于外物，從衰颯悲涼的秋景中寫來。便令人感到，從“高且長”的東城，到凄凄變衰的秋草，以至于？鳥、蟋蟀，似乎都成了苦悶人生的某種象征，似乎都在用同一個聲調哀嘆：“何為自結束”、“何為自結束”！這就是審美心理上的“移情”效果。這種貫注于外物、又為外物所烘托而強化的情感抒寫，較之于直抒其懷，無疑具有更蓬勃的蔥蘢的感染力。自“燕趙多佳人”以下，即上承“蕩情”之意，抒寫詩人的行樂之境。－－當“何為自結束”的疑慮一經解除，詩人那久抑心底的聲色之欲便勃然而興。此刻，身在“東城”外的詩人，竟做了一個極美妙的“燕趙佳人”夢：他恍惚間在眾多粉黛叢中，得遇了一位“顏如玉”的佳人；而且奇特的是，一轉眼，這佳從便“羅裳”飄拂、儀態雍容地端坐在詩人家中，分明正錚錚地習練著靖商之曲。大約是因為琴瑟之柱調得太緊促，那琴間竟似驟雨急風，聽來分外悲惋動人——讀者自然明白，這情景雖然描述得煞在介事，實際上不過是詩人那“蕩情”之思所幻化的虛境而已。所以畫面飄忽、轉換也快，呈現出一種夢寐般的恍惚感。

　　最妙的是接著兩句：“馳情整中帶，沈吟聊躑躅（且前且退貌）”。“中帶”，一本作“巾帶”。關于這兩句寫的指何人，照張庚的說法：“凡人心慕其人，而欲動其人之親愛于我，必先自正其容儀……以希感到佳人也”（《古詩十九首解》）。那么，“馳情”而“整中帶”者，就是詩人了。那當然也有道理（只與整句不太連貫）。不過，苦將其視為佳人的神態表現，恐怕還更有韻致些。因為佳人之“當戶”理琴，本來并非孤身一人。此刻在她對面，正目光灼灼注視著她，并為她的容顏、琴音所打動，而為之目凝神移的，還有一位夢想著“蕩滌放情志”的詩人。正如吳淇所說：“曰‘美者’，分明有個人選他（按，即“她”）；曰‘知柱促’，分明有個人促他”分明有個人在聽他；“曰‘整中帶’，分明有個人看他；曰‘躑躅’，分明有個人在促他”（《選詩定論》）。“馳情整巾帶”兩句，正是寫佳人在這“選”、“聽”、“看”、“促”之下的反應——多情的佳人面對著詩人的忘形之態，也不覺心旌搖蕩了。但她不免又有些羞澀，有些躊躇，故又是“沉吟”、又是“躑躅”（已舍琴而起），表現出一種“理欲交戰情形”；但內心則“早已傾心于君矣”——這就是前人稱嘆的“‘馳情’二句描寫入神”處。在這種圖畫也“畫不出的捉衣弄影光景”中，佳人終于羞羞答答地吐露了心意：“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借飛燕雙雙銜泥巢屋之語，傳達與詩人永結伉儷之諧的深情，真是“結得又超脫、又縹緲，把一萬世才子佳人勾當，俱被他說盡”（朱筠《古詩十九首說》）。

　　這就是詩人在“東城高且長”的風物觸發下，所抒寫的“蕩滌放情志”的一幕；或者說，是詩人苦悶之際所做的一個“白日夢”。這“夢”在表面上很“馳情”、很美妙。但若將它放在上文的衰秋、“歲暮”、鳥苦蟲悲的蒼涼之境中觀察，就可知道：那不過是苦悶時代人性備受壓抑一種“失卻的快東與美感的補償（尼采），一種現實中無法“達成”的虛幻的“愿望”而已。當詩人從這樣的“白日夢”中醒來的時候，還是會因苦悶時代所無法擺脫的“局促”和“結束”，而倍覺凄愴和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