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呂相的說法，秦國及其國君秦桓公真的是十惡不赦了，豈止斷交，就是亡國滅種都罪有應得，死有余辜。

　　這就是言辭的力量。他們沒有象索緒爾、喬姆期基等人那樣發明出一套深奧的語言學理論，沒有像福柯那樣專心研究話語同權利的關系，也沒有像六朝時期的佛典翻譯家和文學家那樣專門研究過語言問題；但他們是天才的運用言語的人，是天才的演說家和雄辯家。他們憑天賦悟出了言辭，懂得力量說話的藝術和利用言辭的技巧。同時，他們也是天才的心理學家，憑直覺把人心、人性摸了個透。因此，他們悟出鋒利，有含蓄深沉；指向明確，又無所不包；溫文爾雅，卻又處處逼人，把言辭的力量發揮到了極致，無法再淋漓盡致了。

　　他們達到的效果，是在不經意之中自然而然把白的說成黑的，方的說成圓的，錯的說成對的，反的說成對的，大的說成小的，小的說成大的，讓聽者確信不疑，確信說者對了，自己錯了，確信真理和道義在說者手中，而不在自己一方。

　　他們的目的不外乎是為了達到某一目的，在此前提下，最妙的是不經意和自然而然，讓人在不知不覺中落入圈套，等明白過來以后才大呼上當，他們充分利用了語言的張力，利用了語言的模糊性，以及語言的開放性和遮蔽功能，再加上邏輯上偷梁換柱的手法，制造語言的和思維的種種陷阱，讓對手無法擺脫語言的羅網。

　　要成為一個優秀的說客并非易事。起碼的條件是口齒伶俐，巧舌若簧，天資聰穎，腦子靈活，悟性很高，工于心計。還要受過良好的教育，有廣泛的閱歷，天文地理、世事人情無所不曉，博古通今。然后要有心得理素質上的優勢，知己知彼，胸有成竹，隨機應變，在任何情況下都面不改色心不跳，善于控制喜怒哀樂，讓它們在適當的時機恰到好處地表現出來，并且善于抓住對手的弱點發起猛攻，奪取心理上的制高點。此外，還要借助權勢，以某君主、某實力派人物、某名人為靠山，以此增加話語的含金量和穿透力，尤其是話語的權威性，居高臨下地、游刃有余地進行表演。

　　所以，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古人早把這一套捉摸透了。聰明的君主深懂決戰不止在戰場，平時用酒肉錢物蓄養各色人才，像孟嘗君那樣養上一群雞狗盜之徒，到關鍵時刻就派上了用場。如今的一些大款們，也可以學學古人的這種遠見卓識，有余錢時，收養一些特殊人才，到時候就會受益無窮。不要目光短淺，不要吝惜錢財，不要只盯住眼前一點一滴的得失。胸有鴻鴻鵠之志者，大可以從古人那里學到不少法寶從而使自己鶴立雞群，出類拔萃。

　　不過，現在似乎是一個不大適合培養說客，或者叫優秀演說家、辯才的時代。人們都很忙，或者忙于發財，忙于出名，忙于做官，忙于出國，或者忙于生計，幾乎很少有閑暇來培養這種特殊的藝術才能。再說，現在的人更講實際，更講直來直去赤裸裸地交往，都討厭能說會道的花言巧語，把這種專利拱手送給了街頭騙子和“厚黑學”家們，讓他們在現代化的繁忙之中轉空子大發橫財，而上當受騙的人或者不會厚黑，或者不在乎，或者怕麻煩，幾乎不會同街頭騙子和厚黑專家計較。

　　比較一下可以發現，春秋戰國時代的說客們水平固然很高，但他們并非完全沒有良心，也并非完全不講道義。首先，他們絕對忠于自己的主子。既然主子出血養了他們，主子就成了“有奶便是娘”的親娘，即使肝腦涂地，也不會背叛主子。其次，他們有大公無私的奉獻精神。他們把自己的才華、天賦、技藝、精力，有時甚至是生命，都用在維護他們所屬的國家利益之上。絕對不會用來謀取一己的私利。這就體現了很高的覺悟和教養，坑蒙拐騙使用來對付敵人的，而不是用來對付自己人的。對自己人要講仁、義、禮、智信；對敵人則在彬彬有禮、溫文爾雅的氛圍中展現自己的才華和天賦。

　　兩相對比，說客與騙子、厚黑家的本質區別，便以一目了然了。

　　多讀一讀紐約時報等等西方主流報紙的文章，感受一下現代記者的語言力量，看一看他們那些支持“藏獨”“東突”報道，簡直將語言的模糊性運用的爐火純青。有的時候你明明知道他們就是在撒謊，讓你具體指出來卻突然發現有百口莫辯的感覺。相比較而言，我們的那些“黨的喉舌”幾乎永遠只會鸚鵡學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