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材的因襲，包括不同文學形式對同一題材的移植、改編，都有一個再創造的過程。王維《桃源行》固然是成功的一例，而他的《夷門歌》同樣也是故事新編式的杰作。

　　此詩題材出自《史記·魏公子列傳》，即信陵君竊符救趙的歷史故事。但從《魏公子列傳》到《夷門歌》，有一重要更動：故事主人公由公子無忌（信陵君）變為夷門俠士侯嬴，從而成為主要是對布衣之士的一曲贊歌。從藝術手法上看，將史傳以二千余字篇幅記載的故事改寫成不足九十字的小型敘事詩，對題材的重新處理，特別是剪裁提煉上“縮龍成寸”的特殊本領，令人嘆絕。

　　詩共十二句，四句一換韻，按韻自成段落。

　　一至四句交待故事的背景。先寫七雄爭霸天下的大勢，后寫“竊符救趙”事件的成因。以“何紛紛”三字道出天下大亂的局面，以“益圍邯鄲怠”退出情況的緊急，以“不救”二字表現出形勢的嚴峻。

　　四句交代故事背景。細分，則前兩句寫七雄爭霸天下的局勢，后兩句寫“竊符救趙”的緣起。粗線鉤勒，筆力雄健，“敘得峻潔”（姚鼐）。“何紛紛”三字將攻城殺將、天下大亂的局面形象地表出。傳云：“魏安厘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趙都）”，詩只言“圍邯鄲”，然而“益急”二字傳達出一種緊迫氣氛，表現出趙國的燃眉之“急”來。于是，與“魏王不救平原君”的輕描淡寫，對照之下，又表現出一種無援的絕望感。

　　五至八句，寫信陵君禮遇侯生。連用兩個“愈”字，一是寫出侯生的有意傲慢，二是寫出魏公子的禮賢。“亥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門抱關者”兩句，巧用原文，點化為對仗句。

　　趙魏唇齒相依，平原君（趙國賢公子）又是信陵君的姊夫。無論就公義私情而言，“不救”都說不過去。無奈魏王懼虎狼之強秦，不敢發兵。但詩筆到此忽然頓斷，另開一線，寫信陵君禮賢下士，并引入主角侯生。

　　信陵君之禮遇侯嬴，事本在秦兵圍趙之前，故這里是倒插一筆。其作用是，暫時中止前面敘述，造成懸念，同時運用“切割”時間的辦法形成跳躍感，使短篇產生不短的效果，即在后文接敘救趙事時，給讀者以一種隔了相當一段時間的感覺。信陵君結交侯生事，在《史記》有一段膾炙人口的、繪聲繪色的描寫。詩中卻把諸多情節，如公子置酒以待，親自駕車相迎，侯生不讓并非禮地要求枉道會客等等，一概略去。單挑面對侯生的傲慢“公子執轡愈恭”的細節作突出刻畫。又巧妙運用“愈恭”“愈下”兩個“愈”字，顯示一個時間進程（事件發展過程）。略去的情節，借助于啟發讀者的聯想，得到補充，便有語短事長的效果。兩句敘事極略，但緊接二句交代侯嬴身份兼及朱亥，不避繁復，又出人意外地詳。“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臣乃市井鼓刀屠者”，都是史傳中人物原話。“點化二豪之語，對仗天成，已征墨妙”（趙殿成《王右丞詩集箋注》），而唱名的方式，使人物情態躍然紙上，頗富戲劇性。兩句妙在強調二人卑微的地位，從而突出卑賤者的智勇；同時也突出了公子不以富貴驕士的精神。兩人在竊符救趙中扮演著關鍵角色，故強調并不多余。這段的一略一詳，正是白石道人所謂“難說處一語而盡，易說處莫便放過”，貴在匠心獨運。

　　九至十二句專寫侯生，與首段呼應。以“獻奇謀”，即策劃竊符救趙及奪晉鄙軍寫出其智；以“向風刎頸”寫出其義。末兩句寫得慷慨豪邁，感人頗深。

　　“非但慷慨獻奇謀，意氣兼將生命酬。向風刎頸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最后一段專寫侯生，既緊承前段又遙接篇首，回到救趙事上來。“獻奇謀”，指侯嬴為公子策劃竊符及賺晉鄙軍一事，這是救趙的關鍵之舉。“意氣”句則指侯嬴于公子至晉鄙軍之日北向自剄事。其自刎的動機，是因既得信陵君知遇，又已申燕刀一割之用，平生意愿已足，生命已屬多余，故作者著力表現這一點。末二句議論更作波瀾，說明侯生義舉全為意氣所激，并非有求于信陵君。慷慨豪邁，有濃郁抒情風味，故歷來為人傳誦。二句分用謝承《后漢書》楊喬語（“侯生為意氣刎頸”）和《晉書·段灼傳》語（“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而使人不覺，用事自然入妙。詩前兩段鋪敘、穿插，已蓄足力量，末段則以“非但”、“兼將”遞進語式，把詩情推向高峰。以樂曲為比方，有的曲子結尾要拖一個尾聲，有的則在激越外戛然而止。這首詩采取的正是后一種結尾，它如裂帛一聲，忽然結束，卻有“慷慨不可止”之感，這手法與悲壯的情事正好相宜。

　　此詩寫戰國時隱者義士侯嬴獻策救趙，慷慨捐驅的壯烈行為，熱烈歌頌侯嬴和朱亥這些出身下層的英雄人物見義勇為的豪俠精神，也贊揚了信陵君能任用賢才的開明政治風度。

　　此詩把一個有頭有尾的史傳故事，擇取三個重要情節來表現，組接巧妙、語言精煉、人物形象鮮明，代表著王維早年積極進取的一面。唐代是中下層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在政治上揚眉吐氣的時代，這時出現為數不少的歌詠游俠的詩篇，決不是偶然的。《夷門歌》故事新編，溶入了新的歷史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