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四句為第一小節，以初見石鼓的時、地領起。言時，用古史筆法，是長篇大賦的常用手段。言地，僅出“見魯叟”三字，卻既點明鳳翔孔廟的所在地，又借此烘示出古鼓的莊重崇隆，意兼虛實。詩人從政伊始即思先睹為快，其渴慕之情可以想見。所以，“文字郁律蛟蛇走”云，既是“今見”的感覺，又實是“舊聞”的印證。石鼓的古拙而玄妙，莊嚴而飛動，以及詩人快慰而不滿足，而亟欲深究的心情，竟都在短短四句之中顯露出來了。

　　“細觀初以指畫肚”以下十八句為第二小節，具體描寫了所見石鼓的情狀。詩人不言其妙，而言“指畫肚”的揣摩；不言其古，而言“箝在口”的懊喪。昔韓愈作《石鼓歌》，有“嗟予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的喟嘆，今詩人又瞠乎其后，如之奈何。然而，唯石鼓之妙而且古，令人欲罷不能。于是有“強尋偏旁推點畫”的舉動，一個“尋”字、一個“推”字，苦心孤詣，晰然可見。居然不無所得，前后辨認出“我車既攻”等完整的六句來，好比于器玩中識得古鼎、于星辰中識得北斗一般。“猶識”的“猶”字有聊以自慰之意，“僅名”的“僅”字卻又見難以饜足之心，詩人此時，可謂憾喜參半。一臠既嘗，必細窺全豹。于是詩人著力描摹了石鼓上其余的文字。“模糊”二句言其沒者，斑駁漫漶，如瘢疤如胼胝，而殘筆依稀。“娟娟”二句言其存者，秀見挺出，如缺月如嘉禾，而字形怪奇。“漂流百戰”，回應前者，飽經風霜、碩果僅存，殘破中有勁氣。“獨立千載”，回應后者，卓然標舉、奇古無二，混沌中見精神。敘寫至此，意猶未盡，故用“誰與友”的反詰。最后收束到石鼓的大篆書體，上與黃帝、倉頡的古文奇字分庭抗禮，下則哺育李斯、李陽冰的小篆，光前裕后。這八句用四組對仗，以存、沒、顯、隱的參錯和對比來增加變化；句句如言石鼓之可識，句句又實言石鼓之不可識，然而，句句中卻皆有石鼓的“古”“妙”二字在。用筆精煉，而石鼓的態勢已歷歷在目。

　　“憶昔周宣歌《鴻雁》”以下十六句為第三小節，追敘石鼓的原始。石鼓經近人考證，斷為秦時記載國君游獵的刻石，而唐宋人因“我車既攻，我馬既同”與《小雅·車攻》的起句相同，多附會為周宣王時物。蘇軾也不例外。

　　周宣王是歷史上著名的中興之主，詩人以“憶昔”突作折筆，以下即轉入了對宣王政績的贊頌。特為拈明“歌《鴻雁》”，不僅僅是為同下句“變蝌蚪”作文字上的工對。《鴻雁》為《詩經》篇名，古人認為是贊美宣王的作品，《毛詩序》所謂“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這里正代表了宣王安內的治績。詩人重點在歌頌宣王攘外的武功，故此處僅用一句為后文拓出地步，王文誥評作者“得過便過，其捷如風”，頗中肯綮。同樣，次句表出當時太史籀變古文為大篆，亦隱含了文德修明的意思。詩人認為宣王的中興，合乎天道人心，人心厭夷王、厲王之亂而思治，而老成干臣如方叔、召虎、申甫、尹吉甫等又適為之輔弼，于是轟轟烈烈，武功烜赫：東征淮夷徐戎，壯士猛如怒虎；北平玁狁之患，軍隊如其指揮。掌管外交傳言的象胥官，不斷獻上出自外邦的戰利品；方叔、召虎一類的功臣，接連領受國君隆重的賞賜。“雜沓”、“聯翩”兩組聯綿字，可用樂章作比：前者如促節，回應戰事的頻繁；后者如緩板，狀寫勝利的平易。至此，詩人方點明石鼓的原委：宣王制鼓是為推重將帥亦即是推重撥亂的政治，而不是用于自頌和自娛。《禮記·樂記》：“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大雅·有瞽》：“有瞽有瞽，在周之庭······永觀厥成。”二者的區別是很明顯的。詩人斷定石鼓是如《詩經·崧高》那樣的頌功之作，與衡山岣嶁峰上的神禹治水碑同垂不朽；從宣王不炫己，以及鼓上無紀年、無作者姓名的情節上，進而推見了石鼓特出的一大長處，即“勛勞至大不矜伐”，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忠厚之風。結末的這段筆墨，實際上是對前所言石鼓辭密難曉的關應和生發。這一小節鋪寫酣暢，一氣呵成。所謂物以人傳，人亦以物傳，著述宣王的“勛勞”，益見石鼓的崇高。在此小節中，詩人之筆已從石鼓的表象，進入了石鼓的內涵。

　　第四小節為“自從周衰更七國”至“無乃天工令鬼守”的十八句，寫石鼓“義不污秦垢”。上文“欲尋”、“豈有”二句運用緩筆，似漫無收束，此處首二句即緊接著突兀而至，猶如天空中適才還是白云冉冉，陡然陰霾一布，霆雨將至，具有撼動人心的效果。“竟使秦人有九有”，詩人毫不掩飾對暴秦的憎惡。用一“竟”字，比用遂、乃、因、卻等字更見感情色彩。“掃除”二句，為秦朝焚詩書、廢禮樂的暴政先定一鐵案。在這樣嚴峻的形勢背景之下，讀者不禁要為石鼓的命運擔憂。然而，詩人并未接寫石鼓所遭受的浩劫，卻串入了一段秦時石刻的情況。秦始皇、李斯等人，好刻石諛功，史載其先后于鄒嶧山、泰山、芝罘、瑯玡、石門、會稽等處立石，這些石刻幾乎便是秦人留與后世的全部文化遺產。其內容則無一不是“頌秦德”（《史記·秦始皇本紀》語），如芝罘刻石詞：“皇帝東游，巡登芝罘······烹滅強暴，振救黔首。”

　　蘇軾不無諷刺地援引了這些話，然與前定案數語對讀，可見是欺人之談。詩人于此串敘中多用譏刺，如以“上蔡公子牽黃狗”稱代李斯，預示其日后覆滅的下場；以“后者無繼前無偶”狀寫秦人刻石的驕矜，然而，“后者無繼”，又同時帶有不齒于后人的寓意。串寫這一段，起著兩個作用：一是以秦人“刻石頌功”的偽與劣，反襯出石鼓“功大不矜”的真與高；二是謂秦石既如此作偽，石鼓自然羞與同伍，必定不見容于當世，由此領起下文“此鼓亦當遭擊掊”，可見它歷劫猶存的不易。昔韋應物《石鼓歌》也寫到“秦家祖龍還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跡。世人好古猶共傳，持來比之猶懸隔”。但蘇軾于此，挖掘得更深刻，發明得更透徹。石鼓究竟如何度此大劫，世無明載。詩人遂聯想到另一“神物”———相傳鑄于夏禹時代的九鼎。《史記·秦始皇本紀》：“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石鼓不顯于秦，當亦是鬼神暗中呵護吧！這里以“傳聞”證未傳未聞，雖以不解解之，但揆度合于情理，又仍關應全篇所敘述的石鼓的古、妙、真、高，可謂神來之筆。

　　最后四句為第五小節，以感嘆石鼓的長存作尾。前面極力鋪排石鼓經周之盛，歷秦之衰，此處僅用“物自閑”三字輕輕帶住。前面大量篇幅馳神走筆于石鼓之中，此處卻又忽出作者，與起首四句呼應，而余意固無止盡。

　　蘇軾擅長比喻，描寫一件事物，有時接連用比喻，使人應接不暇。此詩即是一例。而此詩還有一大特點，即幾乎全篇運用對仗，于整飭中求變化。不少地方開合雄闊，使人渾然不覺。不可否認，有些對句互文見義，少數甚而有合掌之嫌，但細細品味，作者于上下句總求各具重點，盡量擴大其內容的涵量。詩人這樣做不是偶然的。在此以前，韓愈、韋應物俱有《石鼓歌》，韓詩尤為著名。韓詩以己身與石鼓的關系為經緯，酣恣行筆，而蘇詩則以客觀為主，欲免雷同。正因如此，后人往往以此二詩相比，并稱名作。蘇軾作此詩時，意中處處有韓、韋詩在，于是爭奇逞勝，有些地方未免雕琢太過。然而，在前人留下的不多余地中，復以格律自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尤見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