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首預設意脈

　　本文首句交代虎丘名勝的方位“去城可七八里”，誠然為一般記游散文所交代的文字，但為下文埋設了意脈。盡管“其山無高巖邃壑”，卻因其“近城”而吸引了絡繹不絕的游人。這樣，作者就確定了他的審美重心，不在林泉巖壑，而在游人旅客，以及他們縱游虎丘的情景圖畫。“簫鼓樓船，無日無之”，以“無……無……”的雙重否定更見其肯定之意的句式，強調了日日如此、月月如此的頻率和密度。“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來，紛錯如織”，在上文的意緒上遞進了一層，突出了“月”“花”“雪”這三個時節對于游人的誘惑力量。作者所用“無日無之”“紛錯如織”還是概括性較強的語言，所給予讀者的是總體印象，而細致具體的描述則在后面進行，留下審美空間。

觀感饒有新意

　　“而中秋為尤勝”，文意以“而”字形成轉折，以“尤”字造成遞進。描述經過幾次的遞進，中心便確定下來了。需要指出的是，《虎丘記》不是某一次游覽的當時實錄，這從后文“登虎丘者六”的次數可以看出；也不是某一個中秋日的情景記實。從時間觀念上看，顯系事后追述；從空間觀念上看，是六登虎丘的印象的綜合描述。而綜合印象中的特定意象則是虎丘中秋。這種記游散文的時空觀念是饒有新意的。“每至是日”，就透現了這種非以某一中秋，而是概括幾個中秋特征的審美意向。

情景墨色潤暢

　　一旦進入具體的情景描述，作者就顯得墨色潤暢。筆態飛舞在虎丘山前山后，構成一幅全景俯瞰圖。從“傾城闔戶，連臂而至”開始，拉開了這幅全景圖的描述畫面。“衣冠士女，下迨踚屋，莫不靚妝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這里的“衣冠士女，下迨踚屋”把“傾城闔戶”具體化了，作者特別點出“踚屋”，把下層市民也包括進去。在盛大的郊游行列中已有廣大的市民參加，這反映了明代的特點，張岱的《西湖七月半》就有類似的情景描繪。和古典的山水游記不同，和以單純的自然景物描寫不同，這里更多地表現了市民階層的郊游生活，或者說，作者是把“衣冠士女”和“踚屋”的市井細民作為同一的對象來描述。作者不是從自然山水本身獲取詩情(他明確地認為“其山無高巖邃壑”)，而是在“踚屋”市民參加的游覽熱潮中覓得了新鮮的審美感受。這種審美感受反映了明代審美理想和意緒的特征。“莫不靚妝麗服”的打扮裝飾，“重茵累席”的席地而坐，“置酒交衢間”的旅游方式，都有濃重的世俗情味，較少古典色彩。

文勢氣沛暢達

　　作者在縱意描述之后，猛然拉成一個大鏡頭：“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云瀉。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輥電霍，無得而狀。”作者以遠眺作為審美視點，在縱橫交織的鋪衍勾劃中輔之以夸張，間之以比附，形成一氣如注的滔滔文勢。“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是空間范圍的概括，形成畫面的橫向開闊感，吻合著遠望的審美視覺特征。“從……至……”的提頓，一連出現“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云瀉”三句比喻中兼具夸飾的描繪。像梳齒一樣靠攏的游人，是對其密度的形容。“檀板”暗勾下文“嘔者百千”；“樽”隱聯上文“置酒交衢”，內脈密合。如丘積、如云瀉的比喻夸張，既是繪其郊游的特定情景，更是形容游客如云的盛況，服務于本段的審美重心，連用四個四字結構句，其目的是在蟬聯而下的文句中形成文勢的氣沛暢達。

比喻虛實相間

　　行文至此，于“遠而望之”四字，回攏到主體的視點上來，文氣稍有提頓，遂發為奇穎的比喻句“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輥電霍”，“雁”句言其盛，“霞”句言其色，“雷”句言其聲，聲色交錯，染色于畫卷，傾聲于畫外，連珠式的四字結構句型，同樣有文勢的波蕩，有主體贊美之意的浮動。比喻句的聯綴，既形成氣勢的噴注，又使描述對象的瑰麗色彩及其喧闐聲勢具體化了。比喻是求取形象的確定內涵，而旋即跳成“無得而狀”作為本段的收煞，意緒得以翻變，是從比喻的具體到抽象的概括，旨在說明這一切情景都是無法用比喻而得其盛狀的。惟其用“無得而狀”的模糊語，才更顯示這幅云蒸霞蔚般的郊游圖的美不勝收。

描繪具體細致

　　在全景圖的空闊而舒卷的縱意渲染和鳥瞰拍攝之后，作者進入具體細致的藝術描繪。而這一藝術描繪在審美選擇上的別開生面是扣住一個“唱(嘔)”字，筆墨由疏放趨向深細。“唱”的聽覺形象最能顯示有市民層參加的虎丘中秋郊游的特征，也最能體現作者的審美趣味。因而，本文審美重心的確定導源于主體的審美欣賞意識的定向功能，使中秋時節的虎丘情景描述在審美選擇上顯得別具一格，另奏風調。而這一大段描述又獨特地借助于“布席之初”到“未幾”“已而”“比至”的表示時間觀念的詞語的微變，帶動出意象的輕轉，使一幅幅情狀圖畫冉冉撲來。而這一切，以“露”的筆墨出之，牽引了“藏”著的主體審美趣味的變化，其用筆如此，堪稱精妙。中郎描述的這一聲態情景是流動、變化的，即由繁鬧到幽靜。“聲若聚蚊，不可辨識”，歌喉相斗，雅俗既陳，嘈雜的聲浪，莫之能辨，是中秋虎丘熱烈情景的生動、具體的寫照，但不是作者審美的最終目標，他所欣賞的是“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是“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發，響徹云際”，可見，作者審美上所追求的是清幽而又明亮的聲態。而這一聲態又是產生于“明月浮空，石光如練”“月影橫斜，荇藻凌亂”的幽靜而又雅麗的環境之中。聲、色、境以明麗的格調和交融的整一形式出現，才是作者審美意趣的真正寄托者。他從這里獲得了審美感受，確定了他獨特的審美個性，他為之神馳和擊節的不是鐘鼓齊鳴的交響樂，而是輕悠亮徹的小夜曲。藝術作為主體對于客體的審美觀照，作者的審美趣味在選擇過程中顯示出獨特的主導作用，由此又產生出作者獨特的審美評價：“聽者魂銷”，“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這一大段作為全文描述重心，不是在橫長的空間感上取勝，而是在時間的不斷推移上使意境導向深入，并以鮮明的層次加以顯示。值得細加玩索的是，這一大段聲態描述的時間、人數、主體審美趣味是密切融合而又同步推進的。布席之初──唱者千百，未幾──數十人，已而──三四輩，比至──一夫。從不可辨識至音若細發，卻響徹云際，境界每一移位，則主體審美情思便深入一層，如螺絲鉆木，又如開溝掘井，直至審美的核心地帶，發露最主要的審美情趣為止，即“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這里時域的按步換形，帶來審美趣味的登堂入室。聲態描述至此已是情盡意滿，作者才突然抽出筆來，寫到虎丘的自然山水景象，“劍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這一飛來之筆似與上文意脈不相關涉，大有突兀而起之勢。而這一點恰恰體現了袁氏“公安派”的審美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袁宏道《敘小修詩》)，“信口而出，信口而談”(袁宏道《與張幼于》)，興之所至，不拘成法，顯得灑脫自如，擒縱自便。到這一段，全文才寫到游虎丘的主體“我”，這和傳統的山水游記筆法大相徑庭。而主體登臨時的特點又不是徑宣紙面，而是隱藏在直接形象之中，引導人們去體味間接形象的存在。

語言質直潔爽

　　“千頃云得天池諸山作案”，天池山簡直像是千頃云山的幾桌一樣，這是在形象與形象間的對比中加以突出，反襯出千頃云的高，也顯示出主體審美視點的高。“面北為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這又顯示出主體的視線之遠。這一段直接描述虎丘劍泉一帶的自然景象的文字，作者仿佛隨意拈出，稍加輕涂，沒有腴言蕪詞，一切顯得質直潔爽，而一切又無不蘊含著主體的審美感受，成為袁宏道審美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情與景會，頃刻千言”(《敘小修詩》)的實踐。例如，見千頃云之峻高，巒壑競秀，生發出的“最可觴”的情趣；“過午則日光射人”所產生的是“不堪久坐”的感受；至于欲祠韋蘇州、白樂天，卻因事過境遷而未成，最終還是“興闌”所致。主體的審美感受在所有物象的描述中成為歸結點，這正體現了袁宏道山水游記的基本特色。最后一段，就更具有感受性了。“吏吳兩載，登虎丘者六。”袁宏道于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至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任吳縣縣令達兩年時間，登臨虎丘有六次之多。可見，他對虎丘山水的留連的感受之深，由此也透露了他寫《虎丘記》是綜合概括再加審美選擇的構思特色。最后一次是“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遲月生公石上”，這一次所見月是怎樣的嬌妍，因與主體感受的關系不大，就略而不寫。

鄙薄官場生活

　　作者從“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的情景中，感喟系之，“甚矣，烏紗之橫、皂隸之俗哉”，顯露了對官祿的鄙夷，這一點，跟他《與丘長孺書》所表達的對茍且蠅營的官場生活的鄙薄之情，同歸一源。對官場生涯的目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的隔膜，深化著袁宏道的內心苦悶。這種隔膜使得他無法領略“聽曲此石上”的迷人情趣。這是袁宏道審美個性和所處地位產生出來的尖銳矛盾，這一矛盾在當時的特定內涵體現為感性和理性的沖突。而這一矛盾所引起的內心刺激，生發出解決矛盾的根本辦法是“去官”，正因為如此，他才有“他日”“有不聽曲此石上者，如月”的決絕誓詞，才有“解官，稱吳客”的慶幸，才有“虎丘之月，不知尚識余言否耶”的對月發問。六登虎丘，最后一次的刺激成為袁宏道呈請解官的重要契機。明乎此，我們才會明了這位以發抒主體感受為特征的“性靈說”的倡導者的審美個性的執著，也才會明了他辭官后審美個性得到無所拘制的發展寫下《晚游六橋待月記》的原因所在了。作者寫作本文的意圖在于記述虎丘勝景，重點記八月半中秋之夜虎丘的清唱競賽場景，表達他無官—身輕的閑適心情。

結語

　　總之，《虎丘記》以作者的感受作為內脈，這里有審美感受和環境的審美場的矛盾，這種矛盾本身就具有感受性質。通篇寫山水少，寫游況多，均發軔于作者的審美感受；文勢時有騰挪，意象或作變化，一路寫來，均有作者感受的隱隱跳躍。感受深者，則用墨如注；感受淺者，則微微點染，不受自然山水散文通常受客體對象規范的傳統筆法，顯示出審美感受作為觀照萬物的“性靈”特征。作者對世俗情趣的郊游濃墨潑灑，主體感受的往返流轉，筆觸章法的任情而為，審美客體、審美主體、審美傳達這三者都帶有明代山水游記文典型的時代審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