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詞副題是“與歐陽公席上分題”。范仲淹為什么要向歐陽修傾吐衷腸呢？原來歐陽修早就是范仲淹政治上的知音。仁宗時“景祐黨爭”，歐陽修就堅定的站在范仲淹一邊。時以吏部員外郎任開封府的范仲淹耿介正直，容不得權相呂夷簡擅權市恩，便向仁宗上《百官圖》，又上《帝王好尚論》等四論，批評朝政。切中要害的疏論激怒了呂夷簡。他反訴仲淹“越權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寵信呂相的仁宗將仲淹貶黜出京，當時余靖等正直朝臣上疏替范仲淹申辯，而諫官高若訥卻討好呂夷簡，說范應當貶官。歐陽修痛恨諫官高若訥為了自己的高官厚祿，竟不分是非，行為卑鄙，于是寫了《與高司諫書》，斥其一味迎合權相是落井下石，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二字。歐陽修也因此被貶夷陵。政治上的風雨磨難，高尚人格的互相吸引，革新朝政的共同追求，使范歐二人最終成為相濡以沫的盟友。宋仁宗慶歷三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反對者攻擊改革派引用朋黨。此時已奉調回京的歐陽修任諫官，為了回擊反對派的無端指責，支持慶歷新政，又寫下了著名的《朋黨論》。可見范仲淹和歐陽修志同道合、同仇敵愾。

　　此詞大約寫于這幾年二人在朝共事同受打擊之時。新政失敗，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感情，使他們自然產生相似的感受。弄清了這一點，再來讀這首詞，讀者就恍然大悟了：原來，它是詞人因畢生為之奮斗的政治理想破滅之后極度失望、苦悶乃至沮喪的反映。在心頭郁積已久的憤懣總得找個宣泄的出口吧？于是，憤激之時，酒酣耳熱，對著同遭厄運的老朋友發發牢騷，說說醉話，有何不可？

　　其實，這首詞固然宣泄了詞人的憤懣，但也折射出了他內心時不我待的焦灼。這與李白那首著名的《將進酒》非常相似。“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鐘鼓饌玉不足貴，但愿長醉不復醒。古來圣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李白被“賜金放還”后八年仍未找到出路，于是在此詩中借題發揮，盡情傾吐郁積在胸的不平之氣。李白的恃酒放曠并不說明他就此沉淪，即便是這首詩亦流露了施展抱負的愿望，“天生我材必有用”，何其自信！但人生苦短，“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現實無情徒喚奈何。范仲淹同樣如此，“人世都無百歲。少癡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間，些子少年”，能夠干一番大事的年華太少了，哪里禁得起幾番蹉跎？于是，借酒澆愁，抒發其時光易逝、壯志難酬的感情就很自然了。

　　從思想上來說，范仲淹的這種感情是有其深刻淵源的。儒家的積極用世是其思想主流，不僅如此，他還出入佛老，精研三教經典，力求會通而經世致用。這種海納百川的學術視野，使其作品博大精深，異彩紛呈，而老莊清凈無為、隨遇而安的思想也是他迭遭打擊時能夠舒緩壓力的精神避難所。在這點上，李、范二人是相似的。再說，在當時，文人們普遍認為詞是娛情遣興的“小道”、“末技”，范仲淹有時亦未能例外，與老朋友一起喝酒聊天時，就不免戲作小詞了。應該說，這幾句亦真亦幻的牢騷話倒顯示了他作為一個平常人的本色，使得他可親可近。

　　當然，范仲淹身處逆境，失意惆悵乃至發牢騷，并不意味著他永久的消沉。慶歷六年，貶謫到鄧州，擺脫了朝黨紛爭，暫時卸去了煩瑣的朝政和邊防重任的范仲淹，度過了三年難得的愜意時光，他營造百花洲，重修覽秀亭，始終把關懷民生疾苦放在首位，贏得了鄧州人民的衷心愛戴。同時，迎來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創作高潮，千古杰作《岳陽樓記》及許多著名詩文都寫于此時。這表明，范仲淹已經走出了苦悶、沮喪的陰影，已經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始終是他畢生的追求。這才是立體的、全面的范仲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