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1〕吳、曾兩生至，備道道通懇切為道之意，殊慰相念。若道通真可謂篤信好學者矣。憂病中會不能與兩生細論，然兩生亦自有志向、肯用功者，，每見輒覺有進，在區區誠不能無負于兩生之遠來，在兩生則亦庶幾無負其遠來之意矣。臨別以此冊致道通意，請書數語。荒憒無可言者，輒以道通來書中所問數節，略下轉語奉酬。草草殊不詳細，兩生當亦自能口悉也。來書云：用工夫只是“立志”，近來于先生誨言時時體驗，愈益明白。然于朋友不能一時相離。若得朋友講習，則此志才精健闊大，才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講，便覺微弱，遇事便會困，亦時會忘。乃今無朋友相講之日，還只靜坐，或看書，或游衍經行，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養志，頗覺意思和適：然終不如朋友講聚，精神流動，生意更多也。離群索居之人，當更有何法以處之？”此段足驗道通日用工夫所得，工夫大略亦只是如此用，只要無間斷，到得純熟后，意思又自不同矣。大抵吾人為學，緊要大頭腦，只是“立志”所謂“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今好色之人，未嘗病于困忘，只是一真切耳。自家痛庠，自家須會知得，自家須會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癢，自家須不能不搔摩得。佛家謂之“方便法門”，須是自家調停斟酌，他人總難與力，亦更無別法可設也。
〔2〕來書云：“上蔡常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云；“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底氣象，一并看為是。若不識得這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人墮于“無”也。須是不滯于“有”，不墮于“無”。然乎否也？”所論亦相去不遠矣，只是契悟未盡。上蔡之問，與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子“系辭”原旨稍有不同。“系”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個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邪？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個，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圣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卻是把作效驗看了，斫以有“發得太早”之說。既而云：“卻好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矣。濂溪主靜之論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雖已不為無見，然亦未免尚有兩事也。
〔3〕來書云：“凡學者才曉得做工夫，便要識得圣人氣象。蓋認得圣人氣象，把做準的，乃就寧地做工夫去，纔不會差，纔是作圣工夫。未知是否？”先認圣人氣象，昔人嘗有是言矣，然亦欠有頭腦，圣人氣象自是圣人的，我從何處識認？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體認，如以無星之稱而權輕重，未開之鏡而照妍媸，真所謂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矣。圣人氣象何由認得？自己良知原與圣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則圣人氣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程子嘗云；“覷著堯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中禮？”又云“心通于道，然后能辨是非。”今且說通于道在何處？聰明睿智從何處出來？
〔4〕來書云：“事上磨練。一日之內，不管無事，只一意培養本原。若遇事來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覺，安可謂無事？但因事凝心一會，大段覺得事理當如此，只如無事處之，盡吾心而已。然仍有處得善與未善，何也？人或事來得多，須要次第與處，每因才力不足，輒為所困，雖極力扶起而精神已覺衰弱。遇此未免要十分退省，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如何？”所說工夫，就道通分上也只是如此用，然未免有出入在。凡人為學，終身只為這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論有事無事，只是做得這一件，所謂“必有事焉”者也。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卻是尚為兩事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來，但盡吾心之良知以應之，所謂“忠恕違道不遠”矣。凡處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頓失次之患者，皆是牽于毀譽得喪，不能實致其良知耳。若能實致其良知，然后見得平日所謂善者未必是善，所謂末善者，卻恐正是牽于毀譽得喪，自賊其良知者也。
〔5〕來書云：“致知之說，春間再承誨益，已頗知用力，覺得比舊尤為簡易。但鄙心則謂與初學言之，還須帶“格物”意思，使之知下手處。本來“致知”“格物一并下，但在初學未知下手用功，還說與“格物”，方曉得“致知”云云”。“格物”是“致知”功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未知“格物”，則是“致知”工夫亦未嘗知也。近有一書與友人論此頗悉，今往一通，細觀之，當自見矣。
〔6〕來書云：“今之為朱、陸之辨者尚未已：每對朋友言，正學不明已久，且不須枉費心力為朱、陸爭是非，只依先生“立志”二字點化人。若其人果能辨得此志來，決意要知此學，已是大段明白了；朱，陸雖不辨，彼自能分得。又常見朋友中見有人議先生之言者，輒為動氣；昔在朱，陸二先生所以近后世紛紛之議者，亦見二先生工夫有未純熟，分明亦有動氣之病：若明道則無此矣。觀其與吳師涉論介甫之學云：“為我盡達諸介甫，不有益于他，必有益于我也。”氣象何等從容！常見先生與人書中亦引此言，愿朋友皆如此，如何？”此節議論得極是極是，愿道通遍以告于同志，各自且論自己是非，莫論朱、陸是非也。以言語謗人，其謗淺，若自己不能身體實踐，而徒入耳出口，呶呶度日，是以身謗也，其謗深矣。凡今天下之論議我者，茍能取以為善，皆是砥礪切磋我也，則在我無非警惕修省進德之地矣。昔人謂攻吾之短者是吾師，師又可惡乎？
〔7〕來書云：“有引程子“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說.．何故不是性？晦庵答云：“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二先生之言皆未能曉，每看書至此，輒為一惑，請問。“生之謂性”，生字即是氣字，猶言“氣即是性”也：氣即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氣即是性”，即已落在一邊，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為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